錢乘旦 全球史視野與澳門史硏究

全球史視野與澳門史硏究

錢乘旦
全球史視野與澳門史硏究

當今天的澳門面對開埠近五百年來最具前景的發展契機時，我們該以何種眼光回眸歷史，重新審視澳門在全球化進程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獨特作用與現實意義呢？一種全新的、宏大的全球史視野為我們提供了可能。

一、關於“全球史”

什麼是“全球史”？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說：“現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絕不只是綜合已知的事實，或根據相對重要性的次序來排列的各個大洲的歷史或各種文化的歷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聯繫和相互關係。”他非常推崇R.F.韋爾的說法：當人們用全世界的眼光來看待過去時，“歷史學便成為對相互關係的硏究，而不是對事實的硏究：即硏究文化的、社會的和商業的相互關係，以及外交的和宗敎的相互關係。”這種歷史叫做“世界史”（world history）。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說：“交流的網路支撑了每一個社會群體，也滲透全球一切語言與文化的疆界；專注於這個網路，就能在世界範圍內理解我們獨一無二的歷史。”他認為交往與互動是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他把它稱為“整體史”（ecumenical history）。

傑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說：“全球史觀要求超越對某個社會的硏究，而考察更大的地區，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全球史觀還要考察那些對不同社會中人們之間的交流有促進作用的網路和結構。最後，全球史觀要求關注各地區、各民族和社會之間的互動交流所帶來的長期影響和結果。以全球史觀來硏究世界歷史，旨在尋找一種理解過去歷史的方法，為當代世界提供一個意義深遠的背景。”他把這種歷史叫做“全球史”（global history）。

事實上，無論是“世界史”、“整體史”還是“全球史”，其表達的內涵都是一樣的，就是把世界看作一個整體，寫各地區、各文明、各群體之間的影響與互動。如王晴佳敎授所說：“全球史強調文明、區域和群體間的交流和互動，這是全球化在歷史觀念上的體現。全球史的寫作是要為全球化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定位，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史是‘大寫歷史’的復蘇和再生。”

二、全球史的硏究狀況

一般把麥克尼爾的《世界歷史》和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看作是全球史的起點；1978年，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為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主持出版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硏究主要趨勢》叢書撰寫的歷史學卷中，把它們說成是“用全球觀點或包含全球內容重新進行世界史寫作的嘗試中”最有影響的兩本書。

這以後，全球史的觀點慢慢擴大影響，而逐漸被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所接受，更多的人開始用全球史的觀念與方法探討歷史問題，發表越來越多的硏究成果。1995年和2000年，兩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都把“全球史”定為大會主題，引起全世界歷史學家的普遍注意。國際歷史學界已成立專業性的全球史學術硏究團體，也出版全球史專門學術刋物，如本特利任主編的《世界史》雜誌。目前，全球史在西方學術界形成一種風氣，許多人都以做“全球史”為時髦。

內地學術界在2000年左右開始注意全球史，有一些文章發表，介紹全球史的觀念與方法。這以後的幾年中，隨着知識的傳播，全球史逐漸為內地學者所知悉，最終也有人開始嘗試用全球史的方法硏究一些歷史問題。首都師範大學組建了以劉新城敎授為首的“全球史硏究中心”，並出版定期刋物《全球史評論》。

但相對於國際學術界，內地以及澳門之於“全球史”仍處於初步接觸與摸索階段，眞正運用全球史視角與方法硏究具體問題、做出成熟成果，尙需付出巨大努力。

三、澳門史與澳門史硏究狀況

澳門史硏究的是澳門的歷史，它包括三個來源：1）中國的澳門史硏究，2）葡萄牙的澳門史硏究，3）其他國家的澳門史硏究。

中國的澳門史記叙可追溯到十八世紀中期，若不算縣誌，最早的是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紀略》。但眞正的硏究工作要到二十世紀才開始，起初集中在粵澳劃界問題上，後來才慢慢擴大到其他方面，1911年出版的《澳門歷史沿革》可能是第一部“澳門通史”。然而在三分之二個世紀中，澳門史硏究並沒有很大進展，在1900-1979年間，只有二十七種與澳門史相關的書籍出現，其中有一些沒有學術意義。改革開放以後澳門史硏究迅速發展，據統計，在1980-2005年間，共出版澳門史著作二百一十八種，其中包括通史、專著、知識性讀物、檔案文集等等，可說進入大繁榮時期。

葡萄牙的澳門史硏究從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經久不息，按吳志良博士的說法，其中重要者有法蘭薩(Bento da Franca)的《澳門史初探》(1888年)，徐薩斯(Montaltode Jesus)的《歷史上的澳門》（1902年），科龍班(Eudore de Colomban)的《澳門史概要》（1927年），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澳門及其敎區》（16卷，1940-1979年），雷戈(Antonio da Silva Rego)的《葡萄牙在澳門的影響》（1946年），白樂嘉(J.M.Braga)的《西方開拓者及其發現澳門》（1949年），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的《澳門歷史大事記》（1954年）等，其中有一些已經翻譯成中文。葡萄牙的澳門硏究比較集中於澳門的葡人群體，比如他們的政治治理、經濟活動等。

其他國家的澳門史硏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1832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首開先河，後來也有其他國家的澳門史著述問世，其中以英國、荷蘭和德國為多。

總體而言，澳門史硏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把澳門史放在中國史的背景中進行硏究，因此是中國史的一個有機部分（澳門地方史）；一類把澳門史放在葡萄牙史的背景中進行硏究，因此是葡萄牙史的一個有機部分（海外領地史）。中國的澳門史硏究基本上屬於第一類，葡萄牙的澳門史硏究基本上屬於第二類，其他國家的澳門史硏究可能二者兼之，但會偏向於第二類。除此之外偶或可見一些視野更寬闊的作品，比如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16至19世紀澳門至馬尼拉的商業航線》（1987年），但這種情況極為稀少。

除以上兩種視野外，是否可以把澳門史放在一個更開闊的視野中進行觀察？十六世紀中期以後，澳門就處在新形成的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關鍵交接點上，它連接了歐洲海上貿易網和中國陸上貿易網兩大貿易體系，起着東西方文化社會對沖與溝通管道的作用，中西文明最早在這裏接觸、並開始博弈。因此澳門的歷史地位非常特殊，而澳門的歷史也就有了第三個背景，並且是更大的背景，即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一旦把澳門的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中進行觀察，就一定能發現一個新的澳門史，即世界歷史中的澳門史。換一個方向說：如果把澳門作為理解世界歷史的觀察口，那麼世界歷史也會呈現出新的面孔。

四、“澳門在全球化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獨特作用與現實意義硏究”項目的設計方案和進展情況

2008年，由澳門基金會資助、澳門科技大學立項的“澳門在全球化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獨特作用與現實意義硏究”項目啟動，以澳門作為理解世界歷史的窗口、以世界作為認識澳門歷史的背景進行澳門史考察和硏究。項目的總體目標是：全面回顧澳門在全球化起步階段和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的歷史地位、系統總結澳門的獨特作用、積極探索澳門歷史經驗的現實意義。

課題的硏究意義是：

1、恢復歷史事實，總結歷史經驗。澳門在開埠以來近五百年的歷史中一直處於東西方文化與社會碰撞的前哨，多元文化在這裏交流融合，形成特殊的歷史風景線。恢復這段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旣是歷史學界的責任，也是極有意義的工作。

2、追隨形勢變化，順應時代潮流。硏究歷史要為現實服務，通過對歷史的硏究，認識澳門在世界歷史上發揮的作用，以利於澳門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它的當代意義和地位，促進澳門順應時代潮流，緊跟時代步伐，爭取社會、經濟方面的更大發展。

3、展望未來前景，發揮現實作用。通過總結澳門在過去五百年中多種文化融合、共存的歷史經驗，以史為鑒，展望未來，探索它在當代世界格局變化的大背景下，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全球化進程的新作用。

項目的硏究方法是多學科交叉，在全球視野下，以全球史的方法與手段進行歷史硏究。為此，澳門科技大學組織了跨院校的大型硏究團隊，也將項目設計為十餘個子課題，更深入地從多角度、多切面硏究澳門開埠近五百年的歷史地位、獨特作用與現實意義。在2010年3月，還舉辦了“全球史視野和澳門史硏究”學術硏討會，邀請相關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對過去兩年的硏究工作做總結與檢閱，並且為最終完成項目提供討論平臺。經過近三年努力，各子課題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並做出一些先期成果。期望在明年，能夠出版整套學術專著，為澳門史硏究做一些切實的工作，從而提升對澳門的歷史認知和文化內涵。

（本文為《澳門在全球化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獨特作用與現實意義硏究項目的意義與進展》一文的整理資料，該文曾發表於《澳門科技大學學報》第四卷第一期。）

錢乘旦

（作者為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硏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