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包含的澳門學資訊

試析《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包含的澳門學資訊

較之利瑪竇硏究，長期以來，中外學術界對羅明堅的硏究顯得過於薄弱，對他的評價也失公允。其實，無論在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硏究和中國典籍的西譯方面、在以中文著述及向西方介紹中國製圖學方面，他都開創了來華耶穌會士之先，為以後的西方漢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稱其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利瑪竇的前驅殊不為過。

早期來華傳敎士的活動呈雙向：一方面，將中國文化西介；另一方面，則是將西方的文化和科學東傳。“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成為傳敎士在華活動的主要特點。

羅明堅作為最早入華的天主敎傳敎士，除了宗敎著作外，他還從事了地圖類科學著作的編繪。

羅明堅於1588年底離澳返歐時，帶回了供其後來在餘生編繪中國地圖所需的資料，其中最主要的極有可能是明代羅洪先(1504—1564)繪製的《廣輿圖》。在其逝世前一年，即1606年，他完成了《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編繪。這是一部37頁的地圖集，其中的27幅地圖詳細呈現和描述了中國十五省的自然和行政地理，包括府、州和縣的說明以及軍事力量(衛、所)的分佈。首次向西方讀者詳盡展示了中國的地理情況。該作品一直以手稿形式保存着，直到1987年在意大利國家檔案館被發現。手稿經羅薩爾多(E．Lo Sardo)從意大利語和拉丁語轉寫，以《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S.I.)為書名，由意大利國家鑄幣及官印局和意大利國家書局於1993年首次出版。

這是歐洲人繪製的第一部中國分省地圖集。羅明堅未採用歐洲製圖學慣用的近代地圖投影方法，而是像《廣輿圖》那樣，採用中國傳統的“畫方分里”的方法。在對中國的介紹上，羅明堅表現了西方人的觀點，不是首先從北京或南京這兩個帝國的首都和中心開始，而是從南方沿海省份逐步展開。對當時的歐洲人而言，更關心的是與他們的貿易相關的中國南部省份。

此地圖集第一頁是“大明國（TAMINCVO）”全圖（T.1）。所載地圖均配有文字說明，詳細介紹了明代中國的南北兩直隸和十三行省，內容涉及中國的幅員，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結構，各地駐軍，各地物產等情況。除了總圖外，還有分省地圖。其中，廣東省居首，圖文尤為詳細，共有五件。有些屬於草圖，有些繪製得很精細。之一為一意大利文圖例的“廣東全圖(QVAMTVM)”（T.4）；之二為一意大利文圖例的“第一圖，海南島(TABVLA PRIMA INSVLA HAIAN)”（T.5），標識了詳細的珠江口及西江口形勢；之三為一拉丁文圖例的“第二圖，廣東省全圖（TABVLA SECVNDA PROVINTIA QVAMTVM）”（T.11）；之四為一拉丁文圖例的“中華王國名稱為廣東省全圖（DE SINARUM REGNI PROVINTIA DICTA QUANM TUM）”（T.14）及之五為一拉丁文圖例的“廣東省全圖（DE QUAM TUM PROVINTIA）”（T.16）。

澳門頻頻出現：之二中出現了“macao”，之三中出現了“Maccau”及之四中兩次出現了“macao”。

尤其是“第一圖，海南島”傳遞了十分珍貴與重要的珠江口及西江口形勢資訊，可用於澳門歷史硏究。特譯如下：

“關於位於廣州（Quamceu）（或稱廣州（Cantone）江口的島嶼

位於廣州城這條大江口的島嶼星羅棋佈，因為此地巉岩和無人小島林立。有些面積頗大，且土地肥沃，因為四周環水，水稻和豐富的食物每年兩收。

在這群島中，有三個大島。其中之一稱作香山（Hhian scian）。這是一片被北部-東部走向的城牆包圍的廣袤土地名稱。這在西班牙可算得上一個良好的城市了。可以在地圖上看到，在島的南部，與島一莖相聯的是葡萄牙人的城市，其名稱是天主之名港（Porto/del nome de Dio）或亞馬港（Amacao）。它位於北緯22度，是葡萄牙人在這一海岸的最後一個居住地。之前，他們居住在浙江（Ciechian）省的寧波（Nimpo）。其東邊便是日本。此外，他們也在漳州（Cianceo）港居住過。港名來自於福建（Fochien）的漳州（Cianceo）城的名稱。此外，他們在一個叫上川（San Gioan）島的地方住過一段時間。應該得到降福的沙勿略（Francesco Xavier）的靈魂從此升了天堂，為他的兄弟們留下皈依中國的殷切期望。此外，他們在廣東（Cantone）群島的浪白滘（Lampacao）島上居住過一段時間。如前所述，他們現在住在亞馬港（Amacao）裏。

另外還有一個島嶼，當地居民稱之為東莞（Tamcuan）。其名來自位於北方的一城市名。它是來自北緯22度的廣州（Cantone）那條江上的島嶼之一。那裏住着許多富商，是名叫海道（Aitan）的高級指揮官指揮的艦隊停泊的港口。

這是最肥沃和舒適的島嶼，距廣州（Cantone）很近。

另外第三個島嶼就在廣州（Cantone）的對面，它叫順德（Sun Tenn），沿江，沼澤繁多，因此，從廣州（Cantone）起大約二十海里處的範圍內，不乘船無法到達。此處土地也很肥沃，富饒。

所有這些島嶼都用有優良的港口，如在廣州（Cantone）南部有那兩個已經提及的上川（San Gioan）和浪白滘（Lampacao）港口，去亞馬港（Amacao）的一路上還有其他一些港口。大船或小船均可航行，因為一路無礁石，無沙洲，無隱匿的障礙。

槳船要進入位於22度半的廣州（Cantone），行法很多，但大船隻有兩種方式可以進入。其一是通過陸地和上述被稱為東莞（Tumcuon）鎭之間的水道：其二是沿着被稱為南頭（Namtum）島，而葡萄牙人誤稱為Lantao島的一則。通過後一種方式進入上述城市的有以前葡萄牙國王任命的艦隊司令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n Perez d’Andrade）的船隻，因為此處的深度可供大船航行，還可以駕駛到上述城市的城牆下。一石之遙距離內，無任何礁石、障礙和危險。”

這段文字足以使我們看到了它對澳門歷史硏究的重要性。它為我們提供的歷史、地理訊息是多方面的。

“Quamceu”和“Cantone”是並用的。現在，從葡萄牙語“Cantao”派生出來的其他西方語言形式才成為了主導。

在羅明堅在華期間（1579—1588），香山縣尙為珠江口三大島之一。

當時澳門稱“天主之名港（Porto/del nome de Dio）或亞馬港（Amacao）”。這兩個名字是並列使用的。羅明堅在介紹天主敎時，努力使它適應中國文化，是第一個把“Deus（上帝）”譯為“天主”的西方人。羅明堅的《中國詩歌》之二〈遊到杭州府〉曰：

“不殫驅馳萬里程，雲遊浙省到杭城。

卸經萬卷為何事？只為傳揚天主名。”

應該指出的是，羅明堅是今意大利南部那波里人士。他所使用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是混雜的，如“Porto/del nome de Dio”，葡萄牙語應作“Porto/do nome de Deus”，西班牙語該作“Puerto/del nombre de Dios”。

“這在西班牙可算得上一個良好的城市了。”羅明堅用西班牙作比喩，是因為葡萄牙在1580-1640年間無主，為西班牙所統治。

“他們也在漳州（Cianceo）港居住過。港名來自於福建（Fochien）的漳州（Cianceo）城的名稱。”這為“Chincheo”是指漳州，還是指泉州的爭論作了很好的詮釋。在“福建省（PROVINTIAE DE FUCHIEN）(T.18)”中，漳州府作“Cian ceu fu”，而泉州作“Scien ceu”。在“福建省（DE FO CHIEN PROVINCIA）”(T.22)圖中，漳州作“Ciam ceu”。看來，為這個不休的爭論劃上了一個休止符。

最後，解釋了“Lantao”是對“Namtum（南頭）”的誤讀。

在“第一圖，海南島”地圖上，今大嶼山被標作“Insula Namto（南頭島）”。 “Namto”無疑是“南頭”的拼音，因為其地時在“南頭寨”轄下。

迄今為止，漢語學術界不曾對其展開深入的硏究。澳門文化局可稱得上是漢語圈內硏究《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先驅。早在1998年，《文化雜誌》便發表了幾篇有關文章，成為了華人學術界作此類硏究的必引之作。

由於它是參照《廣輿圖》轉繪的，並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譯注了大量中國地名，因此為硏究明朝“官話”的語音系統提供了極有價値的資料。或許可以幫助國際學術界最後解決“官話”是以“南京方言”，還是以“北京方言”為基礎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大家知道，澳門是中國開敎的母地，而開敎第一人羅明堅在澳門度過了漫長的歲月，為澳門的傳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不應該繼續被掩蓋在利瑪竇的光環中。我們應該重新客觀地評價這樣一位偉大漢學家與傳敎士。

我們相信，如果《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得以漢語形式出版的話，對羅明堅是一種很好的緬懷，勢將引起國內外澳門學硏究者和整體學術界的極大歡迎和重視，其在漢語學術圈的影響之大誠可期待。此外，此書的出版有助優化澳門城市的文化形象，亦進一步配合特區政府推動澳門文化發展的施政方針。

金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