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身份與澳門寫作 朱壽桐

文學身份與澳門寫作

朱壽桐
文學身份與澳門寫作

一、文學身份的提出

在解讀澳門文學的時候，傳統的評論家會沮喪地發現這裡缺少文學的經典：大量的散文其實是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雜感，“文學性”貧弱，哪怕是一些小說作品，也常常帶着社會文明批評的犀利。確實，澳門幾乎任何作家的文集所搜集的文章都不可能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作品，而是摻雜了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非文學性寫作。然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文字果眞就是非文學性寫作嗎？答案是否定的：文學寫作不能直接等同於文學創作，它產生的結果不單是詩歌、小說、散文、戲劇，也應該包含雜感、隨筆、時事評論、人生瑣議之類的東西，用魯迅在談到《語絲》文體特徵時所說的話，便是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這樣的寫作是文學的批評本體的寫作，而文學的批評本體寫作與文學評論的寫作並不一樣。

關於社會狀況，各種時事，在現代社會正常環境下，誰都可以發表議論和評述。對於文學家來說，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和批評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其筆鋒所及較之其他身份的寫作者和批評者更為廣闊，更加自由，舉凡歷史與現實，當下與未來，思想與情感，內心與世界，當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緋聞軼事，家長里短，宇宙之大，蒼蠅之微，如此等等，無不可以成為批評本體的文學寫作對象和內容。重要的是，把文學框定在傳統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的體裁領域，而且規定小說應該如何虛構，散文應該如何抒情，這其實都是文學概論寫作者的事情，並且是西方語境下文學概論敎授的發明，對於文學身份的擁有者而言，寫作是自由的，除了人們在概論中認定的那種典型的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外，他可以寫任何其他並不典型的各類文體，包括寫被魯迅確認為雜文的這種無所不包的批評文體，甚至寫魯迅雜文中還沒有涉及的各種怪異的批評文本。說小說家只能寫虛構的叙事性小說，散文家只能寫抒情性的紀實文字，那是只有死記硬背文學概論敎條的學生們才會相信的事情，文學家不僅可以涉及許多文學體裁，而且可以越出文學體裁的限制，運用任何他認為合適的文體進行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在這種批評語境下，他的寫作不必一定用小說的尺度或者散文的標準去衡量、比照，這是一種批評本體的寫作，與創作本體的“純文學”作品拉開了距離。

翻開澳門文學作家的文集，哪怕是林中英、廖子馨、沈尙靑的散文，多的是情愫綿綿的抒寫，多的是性理勃郁的書寫，但往往有很多文字是熱切的社會關注，溫和的現象批評，深到的文明剖析，有時甚至是犀利的歷史批判。澳門文學重要園地《澳門日報》副刋及其專欄文字，更多的也是這種有文學身份者的非文學寫作。澳門文學寫作的很重要的一塊是批評本體的寫作，如果簡單地用創作本體的標準去要求，便落入了方枘圓鑿的尷尬。

問題是，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非文學者的專利，誰都可以進行，為什麼文學者所寫的這類批評文字應受到特別的對待？這便引出了文學者的文學身份以及以這種身份進行社會文明批評的意義等問題。

文學身份其實就是文學家的當然身份，不過為了免除過份職業化的考量，而選擇從社會功能結構的意義上界定為文學身份。當人們將一個特定的對象界定為文學家時，則認定的依據是他的文學作品，但當人們將其界定為一定社會條件下所擁有的文學身份時，則不必要求他的寫作結果都是文學作品：他完全可以有時還特別應該以文學身份寫作非文學的作品，以此發揮任何社會都需要的文學者的評論與批判的作用。

在澳門，確認某一個具體作家的文學身份往往非常困難。一方面，澳門沒有眞正意義上的職業文學家，文學身份的“當然性”先就失去了社會職業基礎。另一方面，澳門社會空間相對狹小，人們往往對兩種身外之物旣割捨不了喜愛的情感同時又忌諱別人格外關注，這便是金錢與身份。幸好我們的評論無須作“登記”工作，將擁有文學身份者一一“坐實”，逐個檢驗。我們可以在一般意義上將文學身份泛化為文學寫作興趣的主體角色。

其實，以文學身份寫作非文學的作品，早在魯迅時代就已經盛行，而且這也成了硏究魯迅寫作的一個門鑰。魯迅大量寫作的都不是創作品，而是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雜文。不從學術上解決魯迅雜文寫作的性質認定和價値評判問題，實際上就不可能眞正確認魯迅寫作的巨大貢獻和歷史地位。確認魯迅文學身份，有助於魯迅雜文的性質認定和價値評判，也有助於從理論上解釋和規約當代社會文化建設中的文學身份問題，更有助於解析世界範圍內漢語新文學的寫作，並認知漢語新文學寫作的一種前途。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看到，澳門寫作界常見的文學身份的批評寫作其價値遠不在於“文學性”之下。

二、文學身份的自由度

包括文學家在內，誰都有資格也有責任對社會現象和文明現象進行批評，但文學家的批評與政治觀察家、時事評論家、經濟評論家、社會學者和心理學家的批評是否完全一樣？除了文章風格的可能區別外，批評的立意和立場，批評的內容和性質，批評的責任定位和影響，文學家的身份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所有這些方面也都會體現出不同於其他身份的特性。也就是說，哪怕是同樣話題的批評文字，文學身份者的批評會與其他身份者的批評並不一樣，雖然文學身份者的批評未必是文學作品甚至文學評論。

文學身份者批評的立意和立場須最大限度地體現社會的良心，體現時代的理性，體現歷史的趨向。文學身份意味着良心與理性。其他身份的批評者會自然而然地、不約而同地從各自的專業背景、利益背景出發，按照本專業、本行業甚至本功利集團的思維方法、理念原則對社會及文明現象作出批評，所有專業性的、行業性的和功利性的思維相對於社會良心與時代理性而言，必然是片面的、局限的批評。文學身份者的批評本來也可能習慣於從文學專業或行業的角度進行，但由於文學思維和文學理念幾乎不能對應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價値命題，當文學身份者進入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語境時，就不得不放下或離開文學思維與文學理念，這就意味着他必然以一個更加自由、更加坦蕩、更加沒有負擔的身份從事批評工作，至少相較於其他批評身份者是如此。這種身份的自由使得他們的批評領域可以更加廣闊，視野可以更加開闊，路數可以更加寬闊。

說到這裡很自然地想起林中英、廖子馨等當年為什麼可以“每天撒把野”，因為是文學身份的批評，寫得再犀利也只是他們自己的自由。廖子馨當年的一篇文章《別再厚顏》，針對澳門即將回歸，葡國人普遍擔心未來特區政府是否善待土生葡人的心理，她有理有節，從容不迫地聯繫起葡國人管治時代的葡華人關係，將議題從種族引向政治、歷史和社會變遷，其中即便包含一些敏感的內容，也不會引起強烈的反彈，因為這是文學家言，是文學身份者的議論。澳門文學家一度巧妙地運用了他們的文學身份以及這種身份所帶有的天然自由，在社會批評乃至政治文化批評方面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批評文字，從內容性質方面劃分，有工具理性式批評、價値理性式批評和意念理性式批評。工具理性式批評是在分析社會問題和文明問題的同時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途徑，為社會文明建設做出具體的方法論的貢獻。這樣的批評當然須由有專業背景和行業經驗的身份者進行。價値理性式批評須針對社會文明問題提出原則性的價値導向意見，並對各種責任主體作具體的價値導引或原則規勸，至少作出旗幟鮮明的號召。這樣的批評一般由時事評論者或政治觀察家作出，有時還須由公務員身份者甚至政府發言人提出。相應地，文學身份者所從事的批評旣不可能對具體的社會問題和文明現象作工具理性的設計與梳理，也不可能在價値理性意義上作出倡導與號召。文學身份者的批評多停留在意念理性層面，對各種社會文明現象和問題作學術的、理性的甚至常識性的議論，在社會良知和大衆良心的比照中提出普適性的意念。同樣具有文學者身份的林玉鳳，儘管同時擁有政治身份，但她的散文集《一個人影，一把聲音》廣泛涉及到本地居民時事和政治冷感症的問題，本地媒體發展緩慢的問題，社會上一小部分人享有特權的問題，靑少年敎育的問題，以媒體人手記的形式，以理性的冷峻涉入澳門萬象甚至澳門百姓生活空間，但很少涉及到具體的工具性方案，也很少亮出解決問題的原則與綱領之類宏觀的價値理性。她所有的議論就是在意念上的承擔與揭示，它們隨意，有時候犀利，但不穩定，卻煥發着引人思索的思想力量。因為作者表達的意念甚至可能是次原則的、非邏輯的，也有可能是不成熟的或者未定型的，但它具有明顯的超功利性，在社會文明認知和批判方面具有超越於時代的價値。文學身份者的這種意念理性式批評，由於不拘囿於工具理性的實用性，超脫了價値理性的原則性，因而具有論域寬泛、剖析深邃、思緖自由的品質。

三、文學身份的重要性

同樣是因為遠離了工具理性的實際操作性，不必擔負起樹立價値原則、發起行動號召的責任，文學身份者的批評不僅相當自由，而且也相當輕鬆。類似於李展鵬的《旅行瞬間》這樣的輕鬆寫作在澳門可謂比比皆是。這部散文集記載着印度的雨季、北京的夏日，還有紐約的愛與恨，通篇抒發自由的理念，通過不同空間“人的風景”進行自由的批評與讚美，自由的申述與控訴，雖然其中涉及到政治、種族、文化等等非常敏感的問題，但作者置身事外，以文學身份輕鬆對待，從而將所有可能敏感神經的觸鬚都拒之於千里之外。這確乎典型地體現了澳門文學身份者寫作的自由心性和自由狀態。

文學身份者在進入非文學領域的批評角色時，在他的專業背景和行業背景自動失效的情形下，他所擁有的自由便毋庸置疑。人們包括文學身份者自己在內都會很自然地認為，他們有權力就社會和文明的各個領域各種問題發表自己的批評議論，而且不必對這樣的議論負起責任，因為他們的身份所體現的專業和行業背景不僅遠離了社會功利，而且也遠離了批評所本應承擔的社會職能。文學身份者再精彩的批評也不可能被人們視為社會實踐的工具理性和價値理性的指導意見，雖然他的批評所包含的理性精神和社會良心會贏得長時間的眞誠的敬意。文學身份者的批評文字在社會影響和實際社會運作方面的作用力會因此而減弱，但它的意念啟示和批判力度將會產生超越時代的精神效用。確實，我們今天不會按照魯迅雜文所提供的思路和方法解決社會現實的種種問題，例如不會通過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去解決現實矛盾，面對現實人物，但是，魯迅對於世道人心的深刻而犀利的分析，對於“費厄潑賴”（Fair Play）處事原則背後掩藏的精神弱質的揭露，則能長期警醒人們的意識，加深不同時代人們對一般相似的社會心理的認知。

這當然並非說澳門文學身份者在他們的非文學寫作中已經擁有了魯迅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度，而是借喩文學身份的批評本體寫作其可能所產生的思想效用。這樣的思想效用對於大多數文學身份的澳門非文學寫作而言還是一種理想，但在理論上足以說明文學身份的重要性。

文學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在批評本體意義上體現的自由，這是由它的純粹的言論批評身份決定的。在現代文明條件下，人的政治身份、社會身份、種族身份、文化身份往往只是意味着對言論批評身份的限制與約束。一個擁有強烈的政治身份的人，哪怕他對非政治領域發言，人們也會很自然地將他重要的政治身份考慮在內，這樣，他的任何批評和發言都被賦予了非同尋常的政治解讀，甚至會被尋找出掩藏在言論批評背後的政治上的微言大義。於是一個政要所講述的幾乎每一句話都可能被闡釋出巨大的政治含量。一個具有重要或敏感的社會身份的主體同樣如此，它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詮釋為另外一種特殊的信息，當然是與他的社會身份所代表和象徵的那種意義緊密相連的信息。於是，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格林斯潘便整天以誰聽了都不着邊際的“廢話”保持自己言論的安全性。一個人的種族身份被強調以後，他的任何批評言論都會被理解為與這種特殊的種族訴求有聯繫，同樣，一個人的文化身份受到重視以後，他的所有批評和言論便只有文化及其文化象徵的內涵。澳門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敏感的特定區域，幾乎所有社會批評甚至是歷史批評都可能觸動一部分人的敏感神經，如果不從文學身份進行這樣的批評，則會出現爭訟不斷地混亂局面。因此，從澳門社會的角度而言，批評者的文學身份也顯得非常重要。

以作者的角度而言，文學身份也同樣重要。只有文學身份的批評言論不會牽扯到言論主體身份的敏感性、特殊性及其所可能寓含的象徵意義，因此，文學身份的批評才能獲得眞正意義上的自由。澳門社會無論是其歷史和現實都需要更多的批評聲音，這種聲音倘從文學身份發出，其自由度更大，其重要性也更大。

朱壽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