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工人階級？ 林柏儀

誰是工人階級？

林柏儀

誰是工人階級？

社會科學的學術爭論，總是和現實生活有某種特殊的關連。為了博士班的升等考試，最近我正預備提交兩章論文，作為升等審查之用。我的論文題目預定叫“敎育剝削的邏輯（The logics of education alexploitation）”，是要討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敎育制度，其參與剝削人民、服務資本的機制為何，並以台灣的大學畢業生的處境為例說明。

寫好了草稿，和我的指導敎授討論後，卻發現我們的觀點間有着不小的差別。第一個問題是：“誰是工人階級？”第二個問題是：“工人階級文化和敎育的關係是什麼？”其實學術上觀點不同，是常見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我發現這兩個差別，或許不只是我們之間學術上的差別，而隱含着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

誰是工人階級？

社會科學近來的硏究預設，已日益習慣將所謂的“階級對立”，從傳統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立，轉換為是一種名為“中產階級”（middle class）與“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的對立；他們這樣的分類方式，其實有着一個根本的預設：所謂的中產階級，不但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而且，還與工人階級有着相當程度的分野，甚至對立。

這樣的觀點也是我指導老師的基本預設。在她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著作《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Becoming Respectable》中，深入硏究英格蘭中部地區的一群工人階級女性，分析了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不只在經濟上，在文化上也有對立，使得工人階級女性長年處於一種“渴望像中產階級一樣被尊敬（being respectable），但永遠無法達成”的處境。

我同意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經濟和文化上有着區別。然而，從我的觀點，所謂的“中產階級”，絕大多數也將是“受僱者”，儘管可能收入較高、工作較專業，但仍然難以逃脫在資本主義下作為“工人階級”，將受資本宰制與剝削的命運。而且，基於勞工間的相互競爭邏輯，中產階級有着內在性“無產化”（proletarianization）的趨勢；過去高高在上的敎師、律師、醫師、工程師，今日不但工時不斷攀升，不少人工作也日益不保，即為明證。與其將“中產階級”劃分在“工人階級”之外，不如把它放在“工人階級”之內，而將共同的壓迫來源指向“資產階級”。

這個觀點上的不同，倒是引發了我指導老師許多有趣的提問。她說：“所以，你會覺得專業工作者也是工人階級嘍？”我說：“對，只要他們是受僱的話。”她問：“那像是投資銀行的分析師，也是工人階級？”我再答：“是的，這些人儘管賺的錢很多，但還是得被銀行僱傭才行；而且，他們也很有可能會失業的。”看得出來，她對於“工人”和“投資銀行分析師”擺在一起，還是難以接受的。“那換個角度看，你覺得家庭主婦呢？”……其實她的提問是善意的，也沒有強迫我要更動觀點，不過是要提醒我：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在當前的（英國）學界，將會遭遇到許多的挑戰。為什麼呢？這當然和當今工人階級的內部分裂、階級意識模糊有關。

工人階級妒恨菁英大學？

接着，更有趣的問題，是牽涉到了“升學競爭壓力”，與“階級背景”之間的關係為何。我的論文裡面觀察到，儘管所謂的“中產階級”（為了將其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份，我用了“上層工人階級”（upper working class）這個詞）有比較豐厚的經濟與文化資源，能讓其子女在敎育活動中獲得競爭優勢；但是“期望能獲得更高的敎育、為更好的工作機會而競爭”的這種觀念，是不分階層的。“下層工人階級”（lower working class）的子女儘管不容易在敎育中得勝，但假如有機會，他們還是會希望能投入升學競爭、爭取優異的敎育資源。

我的說法，讓她有些猶疑。“因為例如說，像英國這邊的工人階級，是不會想要去念劍橋牛津的。”我聽了有些懷疑，是不是我聽錯啦？她繼續說：“我出身在英格蘭中部，我知道的工人階級朋友，眞的沒什麼人是念過劍橋牛津。”我問：“這我瞭解，不過如果他們有機會，他們不會想要去念嗎？”她確定地說：“多數不會”、“像我之前也有拿到過劍橋牛津的敎職機會，但我不會想去那邊。那邊太疏離，太菁英傾向了。”我繼續問：“所以，很多英國的工人階級，會討厭劍橋牛津嘍？甚至不會想讓他們的小孩去念？”她笑着說：“對！非常多的人討厭他們！”

“這眞是和東亞地區很不同。例如像台灣多數的工人階級家長，還是會希望他們子女能夠念菁英大學的。因為他們會想說念了好大學，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說，‘甚至很多爸媽為了逼孩子唸書，是會支持學校體罰學生的。”她思索了一陣子，問我：“你們那邊的工人階級家長，也想要孩子去念菁英大學、做中產階級工作，那誰去當工人階級呢？”我說：“當然，多數工人階級最後會競爭不贏；但是，他們接受這個競爭的階序。他們會認同它是公平的。”

我們在思索着，究竟為何會有這個區別。她覺得有可能的原因是，英國這邊工人階級有着一定的歷史傳統，會有自己的文化認同。這和工會組織、勞工運動也很有關係。在英國內部地理上也有差別，“像是蘇格蘭和威爾斯比較傾向左翼，會比較有這樣的想法；但我們現在身處的倫敦，可能是最多保守黨的地方。”她笑着說。反觀東亞地區，在缺乏左翼、勞工運動傳統的影響下，身為工人階級，的確是難有自我肯認的文化為依歸，自然得臣服在主流霸權的價値觀下。

工人文化的兩面刃？

敵視菁英大學的英國工人階級文化，儘管可能漸漸在式微，但仍然饒富意義。從左翼運動的角度，我們該怎麼看待這個現象的意涵呢？

一方面，工人能夠有自己的文化認同，當然是有着進步意涵。它們讓工人階級們活得更有尊嚴，不用一輩子覺得是輸給別人的落後者，而是“我們這樣也很好”、“不用像中產階級那些人裝模作樣”。實際上，身為工人階級本來就沒有次人一等。而且，整個經濟體系是要倚靠工人階級的血汗，才得以發展下去。身為工人理當是光榮的。然而，這種自尊和認同，卻是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工人階級不容易享有。在台灣，學歷低、做藍領工作，似乎就是註定要矮人一截，沒辦法揚眉吐氣。甚至我們也不難聽到某些工人階級家長會吿誡子女說：“要好好唸書，不要以後跟我一樣。”可見一斑。

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文化認同，也潛藏着一種“耽溺於我群文化”的危險，而模糊了根本的壓迫來源。我的意思是，工人階級身處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確是遭受着被剝削的處境，而與資產階級對立着。工人階級能夠認同自身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可能是件好事；但更關鍵的在於：他們能否意識到被剝削的處境，並且願意起身行動來改變它？否則，身處在“我群”文化中感到喜悅，例如英國工人階級的酒吧文化、觀賞足球的文化、或（過去的）一種反學校文化、男子氣概文化……等，並不會理所當然地為改造工人階級處境所服務，甚至可能有模糊壓迫來源的效應。就像是工人階級理論上該把批判對象針對“資產階級”，但生活中卻被挪移為仇恨“唸牛津劍橋的人”，這是把“結構性壓迫”和“文化上的他者”含混起來了。長遠來看，這種文化認同運動，甚至是會促成受壓迫者內部沒有必要的分裂，不能單向度地視其為進步。

“誰是工人階級”，“如何看待工人文化”的問題，不但是個學術上的議題，也同時該是社會議題的核心。“工人階級”始終是推展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關注社會改革的人們，不妨更投入關注“階級”議題吧！

林柏儀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