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學硏究的新拓展 劉景松

澳門文學硏究的新拓展

劉景松
澳門文學硏究的新拓展

——評《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

由文學史家朱壽桐敎授主編的《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以下簡稱《散論》），已於2010年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是學術界硏究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的第一本專著，以一種宏觀視角，系統全面地梳理了新移民文學與文化的歷史發展脈絡，攤示出一幅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的紀實圖景。全書共五篇十七章，約三十五萬字，是迄今為止關於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硏究最為完備的學術著述。

本書書名冠以“散論”，顯然是謙遜之辭。通讀全書可以看出，編撰者乃本着務實求眞的學術態度，在一個廣闊的背景下對新移民文學與文化作出歷時性勾勒與評述。書中對新移民作家作品的分析與論斷乃建立在大量文獻材料的精細硏讀基礎之上；對新移民作家創作心態的闡述以及各種文學文化現象的硏判，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散論》作為內地學者與澳門學者的合作結晶，選錄作品數量之豐、評論作家範圍之廣、透視文學文化現象力度之深，都遠遠超過此前關於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的任何選本。

一、關於“澳門文學生態”的提出

《散論》乃朱壽桐最新著述，是繼《漢語新文學通史》之後又一部具通論性質的著作。本書涵蓋面廣、時間跨度長、立論精闢、內容飽滿，其學術價値與現實意義廣獲業內專家認可。我以為，關於“澳門文學生態”概念的提出，是本書一大亮點、一個重要理論建構與貢獻。

澳門文學生態是一個含義較廣的具有伸縮性開放式特徵的概念。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理解層面的障礙，也顧及讀者的閱讀感受，朱壽桐不惜花費一個章節近六千字的篇幅，以一副“夾叙夾議”的筆墨，輔以最新數據，對澳門文學的基本生態詳加論述與闡解。相比“指令式”規定性定義，這種闡釋性情境定義，緊扣作者的經驗認知，其表述能夠嚴絲合縫地朝着設想中的目標邁進，從而使讀者得以在一種明晰可感的現實語境中，對澳門文學生態這一概念有清楚確定的意會與把握。

那麼，朱壽桐學術指掌圖中的澳門文學生態，究竟是何等模樣呢？我認為，可以從澳門文學文化的以下層面加以概括領會：

其一，文學創作的業餘性與性情化。澳門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專業作家，即便在社會分工極其細密的今天，澳門作家和文學家仍然表現出鮮明的“業餘性”和“非專業化”特徵。（註1）業餘性非專業化寫作的一個優勢在於寫作自由度大，筆底江山可緣情隨生隨滅而無需顧及其餘。由於早早掙脫了意識形態的緊箍咒，帶給創作者的是一種性情化愉悅式寫作。這種先天性優勢乃體制內專業作家所不具備，也為他們所羨慕。因為“這種性情化的寫作排斥了市場運作對文學的可能干預，也拒絕了政治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硬性植入，保證了寫作者在只忠於自己的性情或只為自己的才情服務的寫作熱情及其獨立性（註2）。性情化寫作固然擁有種種優勢，但也暗含着負面因素乃至成了提高文學創作水平的無形“羈絆”，朱壽桐認為，性情化寫作的負面影響是“人們普遍不追求文學創作的經典型，放棄了文學的轟動效應和顯性社會影響的考慮，作品的總體質量難以提高到相當的水平，這是澳門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難以確立自己形象的一個關鍵性因素。”（註3）

其二，屬地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澳門文化乃嶺南文化的分支，具有鮮明的海洋商業文化色彩。由於地緣關係以及各種原因，澳門較早而且頻繁地——以一種或主動或被動的態勢——與外界文化接觸交流，在辨析、吸收、摹仿乃至學習踐行西方文明文化方面擁有相當的積累與優勢。這樣的歷史情狀決定了澳門文化並不僅僅從屬於嶺南文化，它應該也必然擁有自己的文化新質。儘管這些新質不一定總是那麼耀眼奪目，也注定不如骰子聲那般悅耳動聽。它是一種萌芽於宗主地（嶺南）文化的胎型上，經過四百多年的不間斷地“納新”，在面相上呈現出異於嶺南文化的更為豐富多元的“澳門文化”。誠然，澳門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嶺南文化，其文化地根依然維繫嶺南而須臾不曾分離，但在接受外來新事物、在吸納“他者”文化方面，其氣度更為彰顯；在融會包容外來文化方面，其胸襟更為闊達。這也是今天言及澳門這個嶺南之南的莞爾小城時，“中西文化交融互匯”成了一個避不開的熱門“關鍵詞”的依據所在。澳門是中西文化的交匯處，也是透視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更是硏究人類文明史上多種族、多文化和諧共處的活標本。這些都是“交融互匯”的所指與蘊涵，不一定為嶺南文化所一一具備。澳門文化一頭挑着嶺南文化的古風，一頭又順理成章地將自己推向更為浩淼的汪洋瀚海。澳門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體現於“交融互匯”之中，又反作用於“交融互匯”，並由此推動了自身的成長。

其三，“純文學”姿態突出，職場化意識淡薄。這是探討澳門文學生態不可忽視的一個基本要素。如前所述，澳門文學作品是性情化寫作的產物，在創作目的上，澳門作家鮮有追求經典者，甚至連向着經典靠攏的意識都缺欠，更遑論致力於作品的傳世。這就使得澳門文學作品普遍示露着非功利性與本眞性，體現出一種“純文學”（或者說“原生態文學”）特徵。功利色彩稀薄如此，職場化寫作實在是無從談起。

遠古人群勞作過程中發出“杭唷杭唷”的號子，常常被認為是文學創作的起源。當“我歌且謠”取代了“杭唷杭唷”的時候，在勞動號子“基調”上衍生出民歌民謠等文學樣式，從內容到形式都較單調的“號子”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此後，更有不斷湧現的表達人們對美好愛情的追求、對幸福生活的期盼等民間故事傳說等作品。歷史經驗吿訴我們，澳門的文學創作不一定能夠越過從“杭唷杭唷”到“我歌且謠”的歷程而直接跨入後現代寫作。當然，將澳門文學作品與民謠民歌民間故事相提並論，並非說明澳門的文學創作以上述樣式為主，而是指向這類作品的非功利性和愉悅性等特質，它為我們認識澳門文學生態提供了重要參照。正如朱壽桐的以下精闢解析：文學的原生態從來就不是為文學職業者、經典文學家和文化精英階層準備的，文學本來應該是廣大民衆和寫作愛好者表達自己性情與才情的文化品類。最原生態的文學往往都是民歌民謠和民間故事，所有這些原生態作品都不是為進入經典的殿堂而準備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文學的生態事實上更接近於體現文學的原生態意義。在這個原生態意義上發展起來的澳門文學，也許不能為漢語文學提供足以令人滿意的個體文本，不能在文學經典化運作的歷史進程中留下燦爛的篇章，但它的標本價値也許更大。這是澳門文學的基本生態，也是澳門文學的基本特色。（註4）

二、關於“文化氣根現象”的揭示

顯然，澳門文學生態概念的提出，是一種新視角下的新思維，它透視並解答了澳門文學中的“因果”交織及其具象顯現等本質問題，對深入理解澳門文學創作“業餘性”、“非專業性”與“性情化寫作”等現象以及建基其上的澳門文學整體形象大有裨益。在此之外，本書另一理論貢獻，便是關於澳門新移民文學中的文化氣根現象的揭示與論定。

所謂氣根“多指暴露於空氣中的一種生長在附生植物和與土壤不接觸的攀緣植物上的根。氣根有呼吸功能，並能吸收空氣裡的水分。有的懸掛在半空中，從空氣中吸收水分和養料。有些直達地面，紮入土中，起着吸收養分和支持樹枝的作用。”形象地說，氣根與新移民二者的生存狀態與運命頗有相通之處。

由於種種原因，澳門成了近代移民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幾乎所有的澳門文明遺存都帶着移民文化的烙印。澳門社會安寧、民風純樸、文化底蘊深厚，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上選移居地。新中國成立以後，一代又一代新移民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澳門，為澳門帶來了豐富、繁盛的文學和文化碩果，而且也開闢了移民文學和藝術的新的生存和發展範式。（註5）這些成為澳門新移民文學和文化主體的新移民文人，或在內地受過高等敎育，或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對移居地歷史文化多有深入認識，這就使得他們在很短時間內喜歡澳門，認同澳門，進而認同澳門文化，並以身為澳門人為榮。

然而，文學文化硏究者畢竟不同於商家投資人，後者對於移居地的情感投入與融入，一般不存在文化上的藩籬。只要事業興旺、賺個盆滿缽滿，歸屬感便可油然而生，他們多數願意也能夠將“第二故鄕”與故土家園融為一體，對移居地的讚美更是溢於言表。而對文學文化硏究者而言，要眞正融入移居地並非易事，僅有單向度的“喜歡”、“認同”並不足夠，因為此類情感取向極有可能隨着現實中的不堪際遇而變化或轉向、隨着個人的情緖波動而起伏甚至流失。文化人若要重新適應一個陌生的人文環境、適應自己的身份變化，則必須將自己從“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園文化中超脫出來，而與原先想像中的而今卻需直接面對的新環境建立起更加廣泛的聯繫。順此超脫，新移民的思想觀念、人生情趣、價値觀念、文化心理以及榮辱觀等勢必需要調整、緩衝、發生變化，即便是從心裡認同和接受移居地文化，也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於是，新移民作家文學家對於澳門文化的表現，更多地體現着一種文化氣根現象：“以眞誠的意力向紮根處伸展自己的觸鬚，但終究抵達不了移居地文化沃壤的深處，而只能在空中飄揚着，吸收着空氣中的養分和水分，同時彰顯着自己的文化認同。”（註6）

新移民文人秉持“落地生根”的心願，為融入移居地而努力，“落地生根”無意中成了自己的顯露於外的文學亮點與看點。體現在創作上，他們的作品常常抒寫人生況味、作品基調不約而同地指向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對應在文學樣式上，自由靈活的詩歌、散文成了絕佳載體。在“鄕愁”之外，以澳門為背景或場景的作品如“普濟鐘聲”、“蓮峰夕照”、“黑沙踏浪”、“盧園攬勝”等在新移民作家筆下常見常新。但“所有這類移民文學從澳門文化的角度看常常體現出熱烈而淺表，彰顯、有活力而缺乏深紮於澳門文化根柢的定力。”（註7）由於文化認同與心理、情感認同產生的機制不同，移民文人對於異地文化元根的表現總會有些隔膜，他們表現的文化可以描述為文化氣根——與深入到泥土內部的文化元根並不一樣。文化氣根旣彰明較着又相當淺顯，這是移民文學家普遍的創作現象，對於澳門新移民文學而言，這是它的部分特色。（註8）

結語

如同海外各地漢語新文學一樣，縱使新移民作家文學家如何熱衷於表現所在地（澳門）的風土人情、歷史文化，其作品中的移入者身份之痕跡卻難以徹底根除。幸運的是，所有的新移民文學都為澳門文學與文化的固有生態所接納，同時為這樣的文學和文化生態所改造、所融化，移民文學與文化因此成為澳門文學與文化的特色生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散論》對“生態”、“氣根”等文學文化現象的精到闡解，彰顯了編著者的豐厚史識學養，在擴充讀者閱讀視界之餘，理應贏得我們的敬重。

註釋：

註１：朱壽桐主編，《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第4頁。

註2、3、4、6、7、8：同上第6頁、第6頁、第6頁、第14頁、第17頁、第13頁。

註5：同上扉頁。

劉景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