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業對社會五大扭曲效應 (下)
3.人力資源
一一年第三季澳門總體就業人口為33.6萬人,失業率降至2.3%,13家博企為47,321人,佔總就業人口14.08%,這還不包括博彩中介人及博彩中介人合作人,以及大量服務酒店、餐飲、零售等行業的就業人口,充分反映澳門以博彩旅遊為支柱產業的就業結構。
但澳門城市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如何達到世界級的旅遊服務水平最為關鍵。當中,人力資源素質發揮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勞動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士的比率從○一年僅12.1%,相繼提高至○六年的16.4%和○九年的23.2%,效果算顯著。但與鄰近地區比較,不僅學歷水平仍有差距,在管理、服務和專業技能的應用方面更有待提高。
承批公司在合同中雖然承諾“在所有項目中使用具素質的勞動力”。但在實踐中,不少博彩從業員職位對工作經驗和學歷並無特別要求。薪酬優厚的賭業,吸引在職及待業人士,還導致部分在讀大學生及中學生中途輟學投身博彩業。目前從事博彩業的年輕人佔澳門青年就業人口兩成。在賭場工作的年輕人中,近半(43%)年齡只有十八至廿五歲。這一現象已引起各界廣泛關注。人力資源大量湧向技術含量不高的博彩業,產業多元發展的目標將難以實現;且博彩業造成的人員流動劇增,結構性失業、僱員教育程度低和技能老化等問題都亟需解決。
4.產業結構
按生產法計算,一○年博彩業規模佔本地生產總值的32.3%。博彩旅遊業涉及產業廣泛,加上酒店、餐飲、運輸倉儲和批發零售,已達50%。博彩業所佔份額過高,也造成產業結構單一、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不利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
客量大增消費停滯
對本澳非博彩行業的其他中小企來說,不但受惠不多,且還受到很多影響。以旅遊路線為例,不少旅客的遊澳方式,是早上到大三巴拍照留念,下午到威尼斯人逛一圈,一天不到,完成遊覽後就離澳。遊客一旦進入威尼斯人,就很少再去其他地方,因威尼斯人本身是個集合“衣、食、住,行”的地方,不但具有極強的“吸收力”,且具有“封閉性”,無法發揮輻射周邊地區的作用。因此資源會很容易被迅速集中在這些地方,無法再“流出”。對中小企來說,大量客源流向賭場,自然難以尋覓當中的潛在商機。
在九九至一○年期間,入境旅客數目由743萬人次升至2,496萬,升近235%。其中一○年按原居地計算,內地旅客為1,323萬,自由行客為549萬,分別佔總人次的53%和22%。港客為747萬,台灣旅客為129萬,各佔30%和5.2%。可見來澳旅遊的主要是內地旅客。那麼旅客在澳門旅遊住多久,花費多少?
自九九至一○年期間,遊客平均留宿時間分別為1.43晚及1.7晚;人均消費分別為554元及1,518元。其中內地客人均消費分別為1,546元及2,039元;港客人均消費分別為126元及811元;台灣遊客人均消費分別為366元及677元。雖然總體入境旅客人次大幅提升,但旅客平均留宿晚數及平均購物消費均無明顯提升;且統計中還沒有把通脹和人民幣升值因素計算在內。
這至少反映兩個問題:首先,旅客來源主要是內地、香港和台灣這些周邊地區,外國旅客比重偏低。這顯然與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澳門對於外國旅客市場仍需着力開拓。其次,平均留宿時間和平均消費兩項指標在十年內的停滯,值得思考澳門作為旅遊城市,對旅客的吸引力存在哪些問題。在改善澳門產業結構單一,尋覓適度多元發展機遇,也必須反思澳門支柱產業的某些深層次矛盾。
薪高拉扯人力資源
5.社會資源
目前樓價飆升、問題賭徒、青少年犯罪增加、中小企經營環境惡化等問題,令社會矛盾更凸顯,也讓人們更關心發展博彩業付出的社會成本。博彩業的社會成本基本可分為6類:1.問題賭徒(包括預防和治療的支出);2.對當地經濟的衝擊;3.公共設施不勝負荷;4.與賭博相關的犯罪;5.環境和居民生活素質受到影響;6.社會價值觀扭曲。為降低博彩業造成的社會成本,澳門付出大量社會資源。開放賭權近十年,應當從經濟、文化、環境等多領域進行全面總結。
首先,澳門的承載力已接近飽和,包括土地空間、水資源、能源、交通、生態環境等。據○四年有關研究機構的預測,澳門旅客可承載量約每年2,190萬。但一○年訪澳旅客已達2,496萬。目前沒有地鐵或輕軌,公車與計程車的數量也不足支持大量遊客,一旦遇到下雨或上下班高峰時間,民衆搭車十分困難。的士隨意揀客和加價更是習以為常。另外,酒店房價居高不下,每逢新年長假或公衆假期期間,動輒數千元甚至過萬的房價,每年都在刷新紀錄。大幅增長的旅客流量,對澳門出入境口岸及道路造成沉重負擔。將來路氹數個大型綜合度假村的落成後,必然帶動遊客人數增加,交通、環境、人力資源、旅遊設施等配套,勢必難以滿足需求,無疑對城市承載力提出新考驗。照目前的開放速度,不但澳門的旅遊配套設施無法滿足遊客,可能連居民的生活出行都受嚴重影響。
其次,衝擊本地經濟發展。澳門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博企具有主導產業的優勢,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吸收大量資金和勞動力。因而大部分中小企業主面臨着員工流失、租金上漲、經營成本攀升的困擾。據政府公佈統計,一一年六月博彩業全職員工平均薪酬16,460元,其中荷官等員工平均薪酬為16,490元,兌換、賭場監場、巡場、投注元等平均薪酬為20,420元,賭場侍應生、護衛、保安等平均月薪10,560元;酒店業的平均薪酬為12,320元,飲食業則僅有7,330元。因此,許多中小企業甚至金融從業人員如會計、秘書或行政管理等大量流向博彩業。
社會價值觀遭扭曲
第三,博彩社區化和問題賭徒的社會成本。博彩業的擴張,人們較容易接觸到賭博,導致問題賭徒增加,產生各種社會問題。隨着博彩業的開放競爭,賭場和賭檯數目不斷增加,博彩從業人員也不斷上升。目前博彩業從業人員已達4.5萬人。以前,居民視博彩業為偏門,避免讓子女從事博彩行業。隨着時代變遷,人們對博彩業觀念轉變,逐漸接受年輕人從事博彩行業。但在賭場這個複雜的工作環境中,如果青少年缺乏輔導,容易沉迷賭博而成為問題賭徒。許多年輕荷官為償還賭債而不惜走上犯罪歧途,“偷籌碼”和賭敗自殺等案件屢見不鮮。不由得讓人感慨博彩業發展對社會價值觀的扭曲。長遠來看,這種無形的社會成本,最終轉變成更多的社會矛盾,由澳門社會整體承受。
最後,社會價值觀遭到扭曲。從狹義上講,博彩業的發展助長賭風,把博彩帶入社區,居民較容易接觸到賭博成為問題賭徒。尤其問題賭徒的家庭容易導致家庭暴力和離婚率上升,極不利青少年健康成長。近幾年澳門青少年犯罪的案件不斷上升,暴力程度也有所提高,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關注。從廣義上講,賭風熾熱也助長社會上期望“不勞而獲”的功利主義心態。若風氣蔓延,只重經濟發展,忽略青少年健康成長,絕不利於鼓勵青少年裝備自己,透過努力獲取幸福和貢獻社會。
由於客觀條件限制,土地和人力資源將長期制約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所幸,近年來博彩稅收急劇增加,只要善用積累的財富,就能進行收入再分配,提高居民生活素質,以及社會整體競爭力。希望政府能反思過分追求GDP和遊客人數增長的迷思。
經濟成長未必幸福
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七四年發表文章《經濟增長是否改善人類:一些實證證據》中指出,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並不一定會帶來相應的國民幸福程度的上升。換句話說,即收入增長到一定程度,國民的快樂與幸福感不再隨着收入增長而增長。即使經濟成長,國民也未必感覺到幸福。試想生活在高速增長的經濟中,人均收入每年增2%。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人均收入每卅五年便可翻一番,增長8倍只需百年。可是,花上百年讓收入增長8倍對民衆有意義嗎?又假設下一代比你的福利要好得多,那關心他們的絕對收入水平還有何意義?
回過頭來,看看澳門處於哪一種境界。政府制訂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的目標,希望進駐路氹的博企加強會展、娛樂和零售等非博彩元素。但興建大型綜合旅遊體所需大量資金,以拉斯維加斯的City Center為例,造價創90億美元的世界紀錄,在金融海嘯期間幾度令美高梅集團處破產邊緣,最後由德意志銀行入股才能順利完工,並於○九年投入運營。酒店日常營運必須維持固定的現金流。據研究顯示,一幢造價40億美元的度假村酒店,每年營收至少在5億美元以上才能維持正常營運。因此,博企希望政府能批准更多賭檯,一來可在資本市場募集更多資金,二來能保障將來運營中有穩定現金流。
從這裡就可看出,土地批給和賭檯,甚至博彩業規模有密切關聯。假設一三年賭檯上限為5,500張,未來十年年均增3%,即由一四年至二三年的十年間賭檯將增至7,391張,較一三年增約1,891張。目前,賭檯日均收入為10.8萬元(一○年賭收為1,896億,除以4,791張賭檯,再除以三百六十五天)。在此基礎上增加1,891張賭檯,博彩收入約可增750億。
目前來看,只要政府增批土地和賭檯,就可保證博彩收入保持增長,確保GDP和就業穩定增長。但關鍵是,居民能否因GDP和賭稅增長感到更幸福?答案很顯然,不是。為增加數百億賭收,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將傾斜博彩業,對接近“零就業”的澳門,只會提高薪酬、經營成本。更令人憂心的是,一旦地價越漲越高,土地自然會流向投資收益更高的博彩旅遊業,從而減少其他行業的發展空間。澳門要實現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的願望,就更渺茫。
關心民生更為實際
新一屆政府若對博彩業沒有作出中期評估、缺少科學論證,便貿然批出土地和賭檯,恐怕將影響未來十年的發展。假如政府草率制定跨越二○年的決策,即使再缺乏政治智慧,恐怕也能預判到會造成多少利益紛爭和矛盾。與其關心GDP、賭收和遊客增長,不如關心治安、居住、交通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議題,來得更實際。
博彩業是澳門社會的一大重要而又特殊的支柱產業。這一特殊產業,一方面有着巨大的經濟功能,為澳門社會經濟帶來活力,另一方面又直接影響着社會的安定,不利經濟長遠發展。這種雙重性質,決定了對它既不能過分倚重,又不能輕易否定,既要保持它的生存和發展,不能因博彩業的巨大利益而忽視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希望政府能加強博彩業監管,減少為發展博彩業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在凝聚政府、企業和社會等各方意見後,共同促使博彩業符合中央規劃和澳門社會整體需要,更加健康並可持續地發展。
澳門理工學院 呂開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