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性工作者應持開放態度

對性工作者應持開放態度

性工作一直在社會存在，且性工作者被視為道德淪落的份子，在中國人社會是非常邊緣化的社群，受到標籤和歧視，社會亦長期對有關引發的問題避而不談，因此性工作者難以如市民大眾般，受到社會的公平對待和保護，究其實；性工作者同樣是社會一份子，非甚麼作奸犯科，不應受到社會歧視，而大多數的性工作者，都因為出身於低下階層，所受教育少，又缺乏技能，為生計、為家庭，在逼不得已情況下要出賣皮肉，早前一份調查研究報告便反映出有關實況。
澳門防治愛滋病委員會，早期發表的『澳門女性性工作者工作情況』研究報告中，透露出在澳門性工作者的一些實況，當中提及彼等的年齡、教育、家庭背景等，受訪的性工作者包括來自中國內地、泰國、越南和俄羅斯，當中普遍教育程度最低的是中國籍性工作者，，近十分一未曾接受過教育，約兩成半只有小學程度，初中程度佔最多，約三成七，高中程度不足三成，當中超過四成半完全不懂英文，只有一成是略懂英文，而來自農村的有六成，約半數是已離婚婦女，單身的約有百分之十八。
來自泰國的性工作者，教育程度相對比中國籍的高，只有百分之一未曾接受過教育，兩成只有小學程度，兩成半有初中程度，近四成有高中程度，大學生約佔百分之五，受過職業培訓有百分之七，近六成懂得英文，彼等亦是有近六成是來自農村，離婚比率為兩成二，單身者超過五成半。
來自越南的性工作者，教育程度與泰國藉的相若，約一成六小學程度，初中程度近三成半，高中程度有三成八，大學生約佔百分之五多，只有百分之二未曾接受過教育，四成懂得英文，但只有兩成是來自農村的，已離婚者不足一成，近七成為單身女性。
教育程度最高的是來自俄羅斯的性工作者，全都受過正規教育，受過職業培訓的超過三成八，大學以上程度有三成二，高中程度有百分之廿二，超過四城六英文程度良好，全都是來自城鎮，沒有來自農村的，離婚的只有百分之十四，近七成半是單身女性。
雖然來自不同地區的性工作者，她們的教育程度、出身階層有所不同，尤其是中國籍與俄羅斯籍的差距最大，但彼等都是有個共通點，就是經常與家人保持聯絡（比率達九成九），以及固定時間匯款給家人（八成半至九成半）。數據顯示；性工作者與社會上普遍市民相同，都是極之愛惜家人，著重親情，多因為家庭、家人而從事『黃色行業』，故此人們應持開放態度對待性工作者，接納他人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令社會真正成為一個多元社會。

嫖客乃播毒元兇 性工作者有苦難言

澳門年來經濟繁榮，百業興旺，引帶『黃色事業』同樣興盛，有指『繁榮便會娼盛』，全球各地都如是，澳門當然亦不例外，澳門夜遊娛樂場所多不勝數，浴室、桑拿、夜總會、指壓場都與『黃色事業』有關連，還有賓館、『私竇』以及『企街』，均是性工作者參與的行業，而性工作者一向被視為罪惡，尤其指彼等是梅毒等性病、甚或是愛滋病毒的傳播者，究其實；散播病毒的始作俑者是嫖客，性工作者更因此遭到社會歧視和誤解。
澳門防治愛滋病委員會早前發布的一份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的研究報告指出，在過去兩年內，防治愛滋病委員會曾為四百多性工作者，提供愛滋病快速測試，在測試病毒過程中，未發現有任何受愛滋病毒感染個案，但有九宗梅毒感染個案。從問卷中分析；發現有七成性工作者在過去一年內，於每次性交易中都使用安全套，而未有使用安全套的原因，多數是遭到嫖客拒用，或與嫖客關係熟絡，或因經濟壓力誘因，又或因嫖客醉酒，更有是遭客人使用暴力所致。
從以上各種情況反映出，性工作者都著重於安全下進行性交易，不安全的性交易主要是因為嫖客『拒絕合作』以致，散播病毒主角非性工作者，始作俑者是嫖客，大部分性工作者都是注重預防性病，彼等是受害者。報告指出；性工作者都重視健康，擔心感染性病，故此八成半都是因嫖客拒用安全套下才會進行「不安全」的性交易，而性工作者往往被視為性病的傳播媒介，雖然大多數是客人不願意或拒絕在性交易中使用安全套，但性工作者卻被社會誤解。
報告亦指出，澳門在過去廿年；由小城鎮變身為亞太區一個著名以博彩旅遊為主的娛樂中心，因此不可避免地，性行業也相應地發展起來，此一行業吸引了世界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內地、東南亞、南美和俄羅斯等國家地區女性，前來澳門在『黃色事業』工作，這些女性大部分都以短期旅遊或工作簽證的名義前來澳門。
性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不但時常要面對社會的歧視，客人的無理要求外，還要飽受遇到警員拘捕的風險。根據澳門法律，淫媒和操控賣淫屬刑事罪行，但成人之間有自願的性交易並不犯法，不過；由於當局相信操控賣淫是黑社會重要收入來源，法律亦規定，凡在公共地方或公眾可進入地方，引誘或建議他人進行性行為，目的為取得金錢報酬或其他經濟利益，可被罰款五千元，若被罰款者非本地居民，則會被逐出境，故此持期旅遊證件或工作簽證在澳門『黃業』工作的女性，怕被警方查獲，因為彼等多是花費了一筆金錢才能來澳賣肉，一旦被捕罪成，便濟損失慘重。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蔡玉萍指出，女性性工作者是社會邊緣社群，受社會負面化的一群，彼等被社會認為是為「搵快錢」而賣淫，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女性性工作者，查實彼等多是因為家庭經濟而出賣皮肉，以肉體賺取低廉的報酬，要面對很多風險，彼等九成都有定期匯錢予家人，是因家庭生計而賣淫。

出賣皮肉 多為生計

黃、賭、毒，一直以來都被人們認定與邪惡『不解之源』，它們似乎都與罪惡有關，當中『黃』更是排在首位，而『黃』是泛指一切色情活動，故此性工作者便被人視為『黃業』的媒介，又或是性病的散播者，其實社會上對性工作者的存和現實環境因素，以及涉及的種種問題，一般都不甚了解，尤其是對中國籍的性工作者，存有很大的歧視觀念，只是主觀地認為彼等都是懶於工作，為求『搵快錢』，甘願以出賣皮肉去換取金錢的一群，大多數對性工作者的所處的生活環境、工作實況、面對社會的問題有所誤解，早前一份有關澳門女性性工作者工作情況的調查，便反映出性工作者的實況，以及彼等鮮為人知的一面。
此項名為「澳門女性性工作者工作情況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報告，曾向多個不同國籍、年齡，在澳門從事『黃業』的性工作者進行調查，對象為四百九十一名性工作者，包括一百一十三名駐足於街頭――俗稱「企街」，和在賓館接客的中國籍女性，及三百七十八名在夜場工作的外籍性工作者，包括越、泰和俄羅斯籍女性，進行了匿名的問卷調查。
調查發現；性工作者主要是透過兩個途徑進入澳門工作，中國籍性工作者多是透過為期兩週的旅遊簽證進入澳門，而外籍性工作者是透過三個月的工作簽證進入澳門，為數不少的中國籍性工作者是在街頭『兜客』，彼等便是俗稱的『企街』，而絕大部分的外籍性工作者則是在各式娛樂場所－－包括桑拿、夜總會等場所工作。
外國很多地方都有為『黃業』而設立的紅燈區，澳門則無此『指定的賣淫區域』，澳門的『企街』性工作者多集中在兩個地區──黑沙環祐漢新村舊區和新馬路區的橫街窄巷，性交易場所是區內住宅單位間隔成的簡陋套房，或是低級賓館的客房。
大部分從中國內地來澳門的性工作者，都是中、下層人士的社會草根階層，彼等多是來自農村的女性，且大多數是離婚婦女，受過很少教育，因為本身教育程度不高，亦多無一技之長，為賺取生計照顧家人和子女而出賣皮肉，當中一半在未來澳門之前已在內地從事性工作，彼等多是透過朋友介紹而入行，絕大部份來澳後仍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同時亦定期匯款給在家鄉的親人。
『企街』性工作者的性交易收費低，故此她們每天起碼要接客四至八個才『夠皮費』，雖然她們不懂外語，但所接的嫖客卻是『國際化』，但求『有工開』賺取生計，有『企街』每日接客數量多至十五人。警方頻繁且大規模的掃黃行動，是中國籍性工作者要面對的另一方面的風險和壓力，因為她們並非如外籍性工作者般，持有工作簽證可在澳門參與『黃業』，一旦被查獲從事賣淫便會被拘捕，首次被拘捕會『留底』才獲釋，再被拘捕便會被逐出境，因此她們極懼遭警方查獲，不但因被捕和被逐出境致經濟方面的損失，更怕警方會知會其家人時，揭露她們在澳門從事性工作。
遭受暴力傷害亦是性工作者常遇到問題，嫖客對性工作者使用暴力是非常普遍現象，受調查的約五成受訪者曾遭嫖客暴力對待，中國籍性工作者尤甚，超過六成曾遭受暴力對待。
社會工作者指出，性工作一向被視為罪惡，雖然它一直存在於我們身邊，但基於社會長期對性的忌諱，我們對性工作者的議題和處境往往避而不談，對她們更是無甚了解，人們應該對性工作者的生活和處境有所認識，從而消除公眾對她們的誤解和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