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他人的幸福 周江明

促進他人的幸福

周江明
促進他人的幸福

——發展經濟的目的

唯“物”至尊的時代，經濟分析成了學術硏究的一大法寳，並在不同社會學科中流行開來。

著名法律經濟學家熊秉元敎授在《法律的經濟分析：本質上的釐清》一文中闡述，“相對”和“其他可能”是經濟分析的核心邏輯。換而言之，法律的經濟分析可進行情景分析，有選擇的可能方案以及可供評估的標尺。經濟分析上的成本收益，與一般觀念的美醜、善惡、好壞等概念是相通的，可在經濟分析中相互替換。

將“相對”和“其他可能”視為經濟分析的核心邏輯的觀點，是一個很精闢的闡述。不過相對於純粹經濟分析，法律的經濟分析，必須符合兩種標準，一是經濟分析的邏輯，二是法律本身的價値。如果二者有沖突，則不應僅僅利用純粹的經濟分析來替代法律價値判斷。

經濟學家們較多關注實際問題的剖析和解決，缺乏價値導向，但人們希望獲得他們的指引。這只會產生類似電腦程序的死循環，迷惑的人們希望從經濟學家獲得解決問題的答案，而經濟學家則是從人群的迷惑眼神和混亂行為之中找尋答案。

經濟學不僅是工具性的，它的存在基礎應該具有非工具性的價値。它不應是透過創造財富來獲得幸福的“中介”，而本身具有幸福的“基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發達國家或地區在統計失業率，只是考慮到人有沒有工作，從來都不過問是否找到了喜歡的工作，這一被視為主觀的“喜歡”，其實對於一個人的生活影響甚巨，是應該考慮的因素。

經濟分析本身陷入了目的缺失的境地，只能轉求其他學科體系中的應用，因而諸如法律的經濟分析，不言而喩在近幾十年獲得空前發展，“敎義式”的法律分析漸漸受到經濟分析的影響。然而“相對”和“其他可能”作為經濟分析的核心邏輯，它本身缺乏目的性，不具備價値判斷，分析邏輯可能產生理性的荒謬。

歷史上有這樣的敎訓。十九世紀上半葉，工業革命給歐洲帶來了物質力量的極大發展，也帶來了物質力量相伴着的無窮機遇。然而，這次變革並沒有能建立起一個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會，相反，工業革命使千百萬群衆身價倍落，而迅速發展出一種一切都為利潤犧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類似的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問題也不樂觀，最近出版的《中國居民消費需求變遷及影響因素硏究》顯示：從一九七八年到二○一○年，中國城鎭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五十五倍，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增加近四十三倍。不過，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逐漸擴大。一九八五年到二○○九年以來，城鎭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一九八五年的二·九倍擴大到二○○九年的八·九倍，且收入差距還有擴大趨勢。

從全球來看，物質豐富的世界仍然是一個“悲慘世界”，《二○一一年全球饑餓指數報吿》警示：非洲地區糧食保障體系依然脆弱，消除饑餓形勢仍不容樂觀。廿六個非洲國家的饑餓等級已經達到警報或極度警報程度，即處於饑餓與極度饑餓的狀態。

不論發達地區還是落後地區，“經濟增長”成了不可動搖的信仰，“無論如何不應當妨礙經濟增長”成了一把保護傘，遮蓋了許多醜惡的事情和做法，對經濟增長數字的關心超過了對人本身的關心，對“物”的注意超過了對“人”的注意。如果不重視公共目標，那麼任何旨在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都是無濟於事的。曾獲諾貝爾經濟學奬金的窮人經濟家阿瑪蒂亞·森強調，經濟發展應當立足於人的福祉，落腳於人的自由。

倫理學界以目的或後果為考量的觀點屬於幸福原則，而以動機或義務為考量的標準則為德行原則。在康德看來，這是“德福一致”的問題。也即是說，道德行動如何是目的而同時也是義務？康德認為，只有兩種情況：一是促進他人的幸福；二是增進自己的完善。對於前者，康德理解為增進群體的善，這是人類作為自然之“最後目的”的集體幸福。他在晩年主要以貿易活動的“商業精神”以及政治制度上的“永久和平”來保障人類群體的幸福。這很好地啟發我們思考發展經濟的目的。

經濟的目標當然是財富最大化，但人們往往把此目標當成了經濟的目的。發展經濟的目的應是：促進他人的幸福。在此前提之下，經濟的目標才應是：追求財富最大化。

經濟學家張維迎敎授在《市場制度最道德》一文中認為：“經濟學和宗敎倫理的基本假設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宗敎的邏輯和市場的邏輯最大不同是，宗敎的邏輯是通過改變人的心來達到善的行為，市場的邏輯不想改變人的心，而是規範人的行為，即以利人之行，實現利己之心！”但張維迎敎授忽略了一個基本前提，只有在促進他人的幸福的前提下，市場才能規範人的行為，“以利人之行，實現利己之心”，才具有“道德”。否則，“損害他人利益”的經濟將大行其道。

在“促進他人的幸福”的前提下，被亞當·斯密稱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將會引導市場生產出正確的產品數量和種類，使消費者和生產者獲得雙贏。譬如：比如IT行業的巨人們，他們發明了電腦和網絡，人們的工作、生活方式因此發生了巨大改變，進步了，他們靠此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値得人尊敬。

但是“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的經濟，如官商勾結損害公共利益，黑心商品引發健康問題，在“道德”的市場中進行不道德的交易，“看不見的黑手”嚴重傷害了社會進步。這種虛假的繁榮是毀滅前的紙醉金迷。

因而缺乏“促進他人的幸福”目的的經濟，即使是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雖可以創造財富，但也不能實現經濟平等，獲得幸福。這無疑將產生“邁達斯災禍”。邁達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佛里幾亞國王，他請求酒神狄奧尼索斯賜給他點物成金的力量，狄奧尼索斯滿足了他，只要是他所觸摸的東西都會變成黃金，最後當他觸摸到自己心愛的女兒時，女兒也成了冷冰冰的黃金，邁達斯悔恨莫及。英國經濟史學家哈孟德夫婦借用“邁達斯災禍”來形容英國工業革命之後的那段歷史：城市成了沒有詩歌、花朶和友愛的荒漠，像邁達斯國王金手指所指向的任何東西一樣，貪婪把一切都變成黃金，結果卻丢掉了許多遠比黃金更寳貴的東西。

澳門的明天是否也會這樣呢？

周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