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现状 2007

日本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教育制度也不同。但日本和我国一样，也习惯于把教育分为三大类，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可是．日本的社会教育含义与我国的社会教育含义稍有不同，它具有区域性和公共性两大特性。与我国所指的社区教育这—术语非常接近。

日本的社会教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社会教育，是指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切领域，它既包括办学习班、讨论会、讲座、参观展览等有主要内容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也包括看电视、听广播、阅读书报杂志等这类个人活动或日常生活中友人之间就某种问题的交谈、经验者的示范行为等—些无组织的、无意识的带有教育性质的活动。狭义上的社会教育是近代学校制度产生之后．作为学校教育制度相对的历史产物，是指除学校、家庭和企业之外开展的教育活动。包括公民馆、文化馆、体育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及电影院所开展一切有计划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及广播电视中的教育节目。


一、日本社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在日本，带有社会教育性质的活动虽然在很早以前就以各种形式出现，但社会教育作为近代教育制度的—个环节，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扶持、促进、积极引导其发展的做法，则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的。因此，我们就把对日本社会教育的考察起点定于明治时期。

明治政府作为其文明开化政策的一环，在实施学制的同时，即开始着手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的设置工作。

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文部省举办了一次博览会。会期结束后，为向一般国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阔眼界，文部省试图通过观览实物，进行校外教育。就将其设施和展品按原样保留，改成了博物馆的形式。这就是日本最初的博物馆，也是日本政府第一个以社会教育为目的施行政策的。1872年4月，文部省在博物馆内设置了书籍馆，6月搜集图书，8月开放，这就是日本最初的图书馆。此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日本各地纷纷效法办展览会，开设博物馆，建立图书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从1872年至1882年的10年间，日本各地共建了10个博物馆，到1887年止，图书馆数达到了17个。

这些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立，为一般国民提供了良好的获取知识的场所。在文明开化的大潮中，随着出版活动和读书活动的兴盛，这些设施成了其活动中心，在民众启蒙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日本的社会教育是以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建立为开端的。

明治前期(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政府的文教政策、文教行政的中心集中在学校教育上，社会教育未受重视，但这一时期民间的社会教育却非常活跃。自明治初年以来，在文明开化的大潮中，报纸、杂志、书籍的出版日益兴盛，它们对启蒙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受到文明开化和启蒙思想影响的进步民众还自愿结社，开展自发的学习活动。明治十年(1877年)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还兴起了组办各种“民权学习社”的高潮，这些学习社以青年为中心，开展演说、讨论、宣传西洋新知识，开展启蒙教育。这是日本民众社会教育活动的萌芽。进入明治二十年代，以地方教育会为中心，开展了为将所有儿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以奖励就学为目的的通俗教育活动(社会教育自明治至大正中期被赋予“通俗教育”这一名称，这成了当时的公用语)。同时，以被排斥在公共学校组织之外的农村青年为对象的教育活动，即地区青年会的活动也非常活跃。地区青年会不仅为不能就学的青年提供义务补习、还必须满足不能升入中等学校好学青年的要求。这—时期所开展的诸多的社会教育活动，许多成了此后日本社会教育领域的源流，所以这一时期可称作为日本社会教育的萌芽期。

l9l0年，为了“培养国民道德”、“培养健全的思想和常识”，并且“探讨制度完善的通俗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只将国民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考虑的文教当局亦开始在其教育行政上对社会教育表示积极的关心。其具体表现首先是1905年12月，以普通学务局局长名义向地方长官发布关于奖励、培育地区青年会等青年团体的通知。其次是明治四十四年(1912年)的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在官制上的设置，规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管理读物的选定、编纂和悬赏募集，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展览会、视听教育、电影片的选定与协调、说明书的编纂，及有关讲演会的事项和讲演资料的编纂。从该委员会执行的任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通俗教育的内容。

1910年以后至20年代末的约20年时间可以说是“大正民主”运动在日本社会形成、发展和衰退的时代。作为这一时代特有的性质与矛盾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它既是国民大众学习要求和热情空前高涨，自主自发的有组织学习和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更是日本政府和文部省积极地采取社会教育政策——国民思想善导政策，从整体上扩充整顿社会教育体制的时期。

这—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对社会教育的内容有了更高的要求。1917年，日本政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方针进行了全面研讨，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直属于政府内阁的教育咨询机关——临时教育会。第二年，临时教育会向政府提出了关于改善通俗教育的11点建议，1921年正式以“社会教育”一词代替以往的“通俗教育”的提法。并于1925年由政府公布了“地方社会教育职员制”。至此，中央及地方的社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得到了全面的确立。

1931年(昭和六年)，“九—八”事变发生，日本的一切都被纳入战时体制之中，一切都要为它服务，社会教育当然也不例外。社会教育活动不断地强化其教化性质，进而转化为军国主义的国民教化活动，成了军事教化的工具。1929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对文部省官制的修改，原来文部省的社会教育科升格为独立的社会教育局。1942年社会教育局又改名为国民教化局。同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民教化局又同教学局合并。战争时期，日本社会教育的管理机构的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作为中心任务的对—般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化，这一点是贯彻始终的，而且以农村为中心，利用青年团体进行青年教育的特点也始终没变。这样，战前的团体中心的社会教育，随着战争的发展，承担着军国主义的一翼，逐渐丧失了其教育本来的意义而最终走向解体。

战后不久，日本政府于1945年10月15日撤消教化局，恢复了社会教育局，并于11月2日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废除战前的思想指导委员会，设置社会教育协会作为都道府县的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同时，文部省发布了《关于振兴社会教育的事宜》、《日本新生社会教育计划》（社会教育局设置后不久制定）等，明确了社会教育的基本方向与构想，为社会教育事业的开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

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文部省在1946年8月设立了教育刷新委员会。教育刷新委员会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主要对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事项进行具体的调查和审议。在美国使节团的指导下，教育刷新委员会提出了振兴社会教育的许多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政府根椐《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精神。制定了关于社会教育的三个法案，即《社会教育法》(1949年)、《图书馆法》(1950年)及〈博物馆法〉(1951年)、统称“社会教育三法”，使明治以来的社会教育首次获得了法律依据。

战后日本社会教育法制化后，把社会教育视为国民的权利。社会教育行政的职能也从战前的统治监督作用转变到社会教育的扶植、指导的作用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的构成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为了摆脱以往的以团体为中心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作为日本特有的社会教育设施公民馆出现了。1946年7月5日(昭和二十—年)，文部省次官向地方长官发布的“关于公民馆的设置和运营”的通知中就阐明了公民馆的宗旨、具体设置和管理方法等事项。当初的公民馆是兼有社会教育、社会娱乐、振兴镇村自治、振兴产业、培养青年等各种职能的振兴乡土的中心机关和综合性文化设施。它的建立和管理完全依靠居民自治，通过选举选出公民馆的管理人员。通过民主讨论制定管理条约。这些公民馆举办了如社会学讲座、文化讲座、公民讲座等各种成人讲座、及青年学会、讲演会、实习会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具有团体活动传统的地域青年团也及早开始着手于组织的民主化。战后新诞生的PTA(家长与教师联合会)也作为社会教育团体迅速成长，它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形式，在日本全国普及并延续下来。

1955年以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都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等新的变化。这给国民的生活构造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社会教育也得适应职业转移、余暇增多、家庭化、妇女就业等新形势，社会教育的环境条件的改善及其学习内容和方法的革新已势在必行。因此，日本开始积极扩充城市社会教育机会，具体做法是，改善城市社会教育设施，在城市里亦设置公民馆，加强体育运动中心、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等设施的振兴与建设。此外，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学习要求，还采取了扩充函授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图书馆，扩充大学、公开讲座等措施，以扩大个人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社会教育指导者的培训与提高也开始被重视。从1955年到1965年，在市町村设置社会教育主事、社会教育指导者以及派遣社会教育主事制度等开始得到实施。

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各方面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为应付这一变化，求得更大的发展，日本拉开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序幕。1971年，社会教育审议会提出了《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社会教育应有状态》—文，根据终身教育的理念，分析生命周期的各个时期的教育课题，指出了社会行政应采取的措施。但是70年代的终身教育论主要是从“扩大终身的教育机会”这一角度，未理解、对待终身教育的。因此，从“扩大终身教育”这一角度社会教育受到积极的重视。以这样的终身教育论为背景，70年代日本的社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在体系化和综合化方面就显得不够。

80年代以来，日本的社会教育是以确立终身教育推进体制，实施终身教育事业为中心，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综合地研究、扩充教育体系，而非直线地扩充社会教育的机会。伴随着终身教育论的发展，日本的社会教育进入了体系化的新时期，获得更大的发展。

从上述日本社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知，日本的社会(社区)教育的兴起虽然较晚，但它的发展却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战后由文部省根据《教育基本法》制定了《社会教育法》之后，从法律上确认了社会教育在整个教育制度中与学校教育处于并列的地位，从而进—步加快了社会教育的发展速度。

二、日本社会教育的现状

现在，在日本从事社会教育的专门机构有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设施、妇女教育设施等。这些机构十分重视与其他—些社会机构(如社会福利设施、职业训练设施等)的协作、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吸引它们从事与配合社会(社区)教育活动。

这些功能不同、对象各异的设施为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场所。这些设施，除用于开展《学校教育法》所规定的学校教育活动，还被用于开展以社区内全体成员为对象的人生发展各个时期的有组织、有目标的，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社会教育活动。其中有主要对年轻父母进行有关组织家庭，实施家庭教育所必备的知识和能力的幼儿教育；有为社区内的所有青少年提供充实的业余生活，使之业余时间得到充分利用、净化情操、文明生活的青少年教育；有为社区范围内所有成年人提供适合其工作劳动和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受教育的机会与方便条件的成人教育；有为社区内所有家庭主妇提供家政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机会的妇女教育；还有为满足老年人充实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愿望所提供的各种社交活动与继续学习机会的老年人教育。

在实施各种对象的社会教育活动时，其形式亦是丰富多彩的，有青年学级、成人学级、妇女学级、高龄者学级等各类学级，有青年教室、老年教室及各类讲座和集会等。

此外，在日本还普遍实施广播电视教育。从1953年起、日本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就建立了社会教育的专题节目，并且还广泛开展社会面授教育，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物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社会教育，这种远距离的教育也是日本社会教育的一种途径。

日本的正规学校也对社会开放，各种综合性大学、短期大学、业余大学及名目繁多的专业技术学校遍布全国各地。在学校假期及普通节假日，有不少学校对社会开放，给学校周围的一般居民利用学校各种设施的机会，并由学校的教职员在这种场合向一般市民传授各种知识，这是日本实施社会教育的又一种途径。

在日本，如今随着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时间的增加及平均寿命的增长等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兴起了志愿者活动。人们把志愿者活动视作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志愿者活动使更多的居民利用各自的特长参与社会教育活动，激发了社会教育设施的活性，加强了社会教育设施与地区居民的紧密联系。这种志愿者活动随着日本社会教育的深入发展，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http://www.ccedu.org.cn/sqjy/web/zlk/1115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