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策探討走向善治之路 梁維特指出政治人才發掘培養是關鍵之一

發策探討走向善治之路

梁維特指出政治人才發掘培養是關鍵之一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昨日舉行“走向善治之路”專題演講會，邀請了三位來自國內外的嘉賓，分享不同地區的發展模式和善治推進經驗。發策會長梁維特表示，善治是近年國際社會追求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模式之一，其精髓在於政府強政勵治與公民積極參與的互動互補，需多方面配合，其中政治人才的發掘和培養是關鍵因素之一。因此，不少人認為特區人才的發掘和培養，應更科學有序、更具效益。

三國內外嘉賓演講

由發策主辦、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協辦的“走向善治之路”專題演講會，於昨日下午二時半假世貿蓮花廳舉行，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出席。演講會邀請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基辛格事務所董事總經理喬舒亞 · 庫珀 · 雷默主講。

梁維特致歡迎詞時表示，隨着“澳人治澳”的落實、社會經濟的發展，澳門居民關心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均有所上升，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及社會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區政府近年致力提升自身施政能力，更注意鼓勵“公民參與”，倡導政府民間共建特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的參選政綱也明確提出構建協商民主，實現社會善治。

強政勵治和諧發展

梁維特指出，“善治”是近年國際社會追求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模式之一。“善治”的精髓在於政府強政勵治與公民積極參與的互動互補，這對推進澳門“一國兩制”的實踐、回應社會發展需求和居民參與願望，顯然是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澳門社會深入了解。推進善治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多方面配合，其中人才、尤其是政治人才的發掘與培養是關鍵因素之一。因此，不少有識之士指出，特區人才的發掘和培養，應更科學有序、更具效率。

善治意義基本要素

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楊河表示，澳門回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區政府的領導下，取得矚目的發展成就，證明“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正確。十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堅持“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適應社會日益複雜性和多樣性發展的需要，努力推動澳門走向善治的社會管理，在特區的治理方面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良好的治理”或“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是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建立一種新型關係。善治意義包含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有效等基本要素，體現着對政府管理和公民參與之間最佳結合狀態的預期。

政府居民良性互動

過去十年特區政府和居民、社團之間保持良性互動，在推進善治方面取得寶貴經驗。這些經驗對於進一步革新政府管治體制，促進在民主基礎上的科學決策，提升治理能力，實現社會善治，必將產生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報記者 報道

學者正面看下屆政府班子

認保留大多數成員可取倡創政治培訓人才空間

對於外界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班子存不同看法，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饒戈平和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認為，港澳和全世界一樣面對挑戰和變化，下屆政府需要傳承過去十年的發展成績，也要創新思維進一步推進發展。為解決政治人才的問題，應該創造培訓人才的空間，以應付日後發展需要。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饒戈平表示對新政府班子寄予期待，希望新政府在崔世安的帶領下，能實現政綱提出的“傳承和創新”，傳承過去十年的良好基礎和成績，以創新精神和思維做更好的成績。他表示注意到澳門社會對新班子有不同的意見和評論，既反映了居民對新政府的期待，也表明了民衆的力量，希望督促政府有更好的作為。

對於新政府班子成員很大比例是舊人，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認為，澳門和香港一樣面對政治人才不足的問題，香港比澳門人口多出十二倍，工商業發展領先，但同樣難找適合的政治人才。不過，舊人比例的多少並非分析政治的主要因素，而要強調形勢方面。現在澳門強調延續性，只要確定大方向政策走對，毋須要作天翻地覆的改變，保留大多數班子成員有可取性。

他表示，培訓政治人才的工作應由政府作主導，因為政府擁有最多的政治人才；以香港為例，政治問責官員大多是公務員出身。因此，政府不單要培養人才，也要制訂接班計劃，創造政治訓練空間，考慮在制度上增加一些以培訓為主要目的的職位，以實踐培訓人才。

至於坊間對兩個獨立監督部門雙雙換人的做法存異議，張志剛認為，站在組織職能的角度，廉政公署和審計署是要監督政府，所以不論新人還是舊人，都要找政府的不足，要批評的都要批評，根據職能工作。

他認為，港澳政府同樣面對預計不到的艱巨問題，一來是新政府要適應運作，同時要面對世界性的問題，是“兩面夾攻”，所以執政者不能用舊方法解決問題，不單要考慮內部問題，也要抱世界觀，洞悉全局的新形勢，加以應對。

市民政治參與度不足素質參差

發策倡增選委擴直選培養政才

發策在《澳門特區政治人才問題研究》中建議，特區政府應根據澳門民主發展的進度，完善選舉辦法，適當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適當擴大立法會直選議席，改革間接選舉制度，適時引入功能界別內直選，激發現有體制的活力，增加選拔和鍛煉澳門政治人才的機會和有效渠道。

政治人才青黃不接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去年與廣東行政學院聯合組成課題組，就澳門政治人才的發掘與培養，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並形成了首階段的研究成果。

課題組認為，澳門政治人才具有忠誠、較具朝氣和本地化的特點，但也存在人才基礎薄弱、青黃不接、素質參差三方面的不足，現階段澳門政治人才的成長和培養，仍處於順其自然的自發無序狀態，建議特區政府和社會應高度重視政治人才的成長，應從激活政治制度，透過社團和公務員架構培養人才，以及政治文化、政府人才戰略等五個方面提出建議。

針對原有政治體制缺乏發掘和培養地區政治領袖和政治精英的功能，體制競爭性不足，市民政治參與度不足等。建議政府激活現有體制，增加人才成長的競爭性因素。包括應根據澳門民主發展的進度，完善選舉法，適當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適當擴大立法會直選議席，改革間接選舉制度，適當時候引入功能界別內直選，增加選拔和鍛煉澳門政治人才的機會和有效渠道。

推進公民參與政治

此外，亦建議政府推進公民有序參與政治，拓寬政治人才基礎，增強澳人的主人意識，調動澳門市民參政議政積極性，逐步擴寬政治參與渠道，擴大市民對制訂公共政策的參與和諮詢，建設符合澳情也符合世界潮流的公民社會。以更積極的態度，發揮體制優勢、制訂澳門政治人才發掘和培養戰略。調整諮詢機構的人員構成和選任辦法，適當減少官員代表，增加青年專業人士，部分綜合性諮詢機構成員由一定程度的選舉方式產生，使諮詢工作與發掘和培養年輕諮政人才相結合，提供人才成長新舞台。需要時可面向全球拓寬政治智庫人才或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高級管理人才的來源，帶動特區自身人才更多、更快成長。

在創新政治文化，促進政治人才方面，建議確立德才兼備的人才觀，把道德標準、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作為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引入自薦方式，制訂法定選才的制度和程序，由制度擔當伯樂，通過法定的制度和程式選拔政治人才。通過相應的政策和措施，推動社團加強文化建設，形成具有活力、創新力和社會凝聚力的社團文化。鼓勵青少年形成科學人生觀、價值觀，增強使命感和責任心，自覺地把實現個人價值的努力同實現國家和澳門特區的繁榮發展的奮鬥緊密結合起來。

建新時期人才戰略

為確保落實“薪火相傳”，應着手構建新時期的澳門人才戰略。明確戰略目標和基本思路；制訂系統的人才政策和充分的配套措施，建立健全科學的社會化人才評價機制；考慮完善或建立向特首直接負責的部門，強化統籌功能，加強其與各司在相關工作方面的統籌、協調和合作，大力支持和配合社團開展深化參政人才發掘和培養的工作。

梁維特四不助新政府施政

對崔世安管治班底充滿信心

梁維特四不助新政府施政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梁維特對崔世安的管治班底充滿信心。認為社會上有不同理解很正常，希望社會以“不懷疑、不糾纏、（精神）不滑坡、不內耗”的態度，建基社會現實，以放眼未來的目光，團結一致，助特區政府走向善治。

近期坊間對崔世安公佈的下屆政府主要官員的組成引發不少討論，梁維特表示，政府在社會發展不同階段，在回顧過去經驗基礎上，按照社會實際，從發展的角度調整人事、架構，社會有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這亦是社會關心澳門如何增加綜合管治能力的表現。崔世安為落實其競選時施政目標，揀選具有相同理念的人士組織“班底”，共同落實施政方針，更容易出效果。他對崔世安的管治班底充滿信心。

他認為社會應保持健康的心態，以“不懷疑、不糾纏、（精神）不滑坡、不內耗”的態度面對。任何的懷疑、猜測，均不能為政府的有效管治帶來更強的力量。社會應多建基於現實，展望未來，團結一致，邁向善治，才是日後需要面對的。

希望應以向前看的態度，觀察下屆特區政府“班底”如何切實落實崔世安領導的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相信社會及傳媒均會密切留意下屆政府的表現，並提供良好的客觀環境，讓下屆特區政府“班底”更好地報效祖國，共建澳門。

至於被問到社會是否欠缺適當的機制培訓未來的政治人才，實現政治人才的更替？他指出，發掘、培養及協助政治人才成長已是社會共識。政治人才的培養並非以“有多少舊人留下來”作決定，亦非限於官員任命和公務員架構一途。除了政府架構，社團亦是培養政治人才的好平台。政府應提供政策協助，在社會不同層面，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開放態度，提供更多的機會與平台，如透過不同的諮詢架構，讓有能力、願意為建設澳門出力者，得到發展的機會，更多地參與政治，為澳門邁向善治出力，有效參與公民社會建設。

新中國六十年經濟成就是成功見證

潘維：中華體制不比西方差

在“走向善治之路”的專題演講中，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及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分享內地、香港的“善治”經驗。潘維介紹了“中華體制”及內地的成功之道；張志剛則強調，香港特區政府需加強善良執政意念及執政能力，方能化解危機。

內地民營國企互為支撑

潘維表示，現在很多人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體制比內地的好，但忽視了自身“中華體制”的優點，新中國成立六十年在經濟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就是成功的例子。

潘維解釋，“中華體制”可分“國民經濟”、“民本政治”及“社稷體制”三部分。國民經濟四大支柱是：

一、國家對土地權的控制和民間的土地使用權；二、國有金融及大型企業機構；三、家庭及社區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自由的勞動力；四、自由的商品、資本市場。國家對土地擁控制權，維持了農村的穩定性及生產資源佔有的相對公平，是以去年出現了二千多萬民工下崗，內地社會仍保持穩定。另國家對土地擁控制權也維持了工業經濟的低稅率及基建的低成本。

國有金融和大型企業機構使國家金融體系穩定，擁有能與西方企業競爭全球資源的能力。潘維指出，現在國有部門佔經濟規模的四分之一，民營部門佔四分之三，兩大部分互為支撑。

民本政治保障社稷體制

潘維指“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

一、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其含義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承擔全體民衆福祉的責任，為整個社會服務。民本主義是我國萬世一系、一脈相承的主流意識形式；二、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三、以功過考評為主的官員遴選機制；四、獨特的分工制衡糾錯機制。在行政上則是“諮詢型法治”，包括文官行政主導，獨立的司法、反貪、審計、包含立法機構在內的廣泛社會諮詢機構，言論、出版、結社及集會自由。

就“社稷體制”而言，潘維表示，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與西式分層的“市民會社”不同。中國以平等的家庭、工作單位構成了社會網格，與行政網格天然重合，相互依存，形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格”，家庭責任倫理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

潘維表示，“中華體制”三位一體，國民經濟是表層，民本政治是中間層，社稷體制是基礎，塑造了民本政治。民本政治則保障了社稷體制，也塑造了國民經濟。民本政治是首腦，社稷體制是軀體，國民經濟是翅膀。

港府應提高管治化危機

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祖國，實踐“一國兩制”。因社會、國際形勢及經濟的急促改變，港府施政遇到不少困難。張志剛認為，管治威信下降是其中一個主因。偏向執行、事務性的政府不能滿足日新月異、極度多元的社會訴求，隨波逐流。

張志剛指出，現在香港最大的潛伏政治危機是民主與愛國的紛爭，及貧富懸殊越來越大。他認為港府必須加強執政意念，實現“以民為本”，並且“做兩三件好事”，提升施政權威，擴大政治基礎，分享權力，改善公衆說服力的缺點。而且要踏實地為回歸十二年作總結，檢討錯失在哪裡，通過培訓提高管治能力。

國際形勢變幻迅速不可預料

雷默：管治者站得高才看得遠

基辛格事務所董事總經理、美國外交委員會成員喬舒亞·庫珀·雷默認為，世界越來越複雜，以難以預測的方式轉變，而且轉變越來越快，舊的規律被打破，所以變革時代中的管治不是防禦避免變革的危險，而是尋找方法抓住及利用變革帶來的機會，達到善治的重要方法也是要了解這些“時代本質”。

應從變革中尋找機會

雷默以美國和中國施政方式的分別為例，指出美國的決策者很多時簡單地訂立目標，就一直追求實現目標，獨立於戰略形勢；相反，中國往往堅持一個哲學理念，要認清形勢才行動的重要性。經過多年的實踐經驗，也體驗到關顧大環境的重要性，若不了解“時代本質”而行動，既不明智，也不可能有效地行動；不顧及世界環境就行動，單單集中於“想要甚麼”，而不是時代本質的需要，既愚蠢也危險。

他指出，現在處於一個國際權力深刻轉移的時代，權力的根本規律正深刻的轉變，以“九·一一”恐怖襲擊，以及“九·一四”雷曼兄弟破產的事件為例，說明權力正從美國轉移，也標誌着現在世界的運作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些事件的爆發複雜而迅速，挑戰舊有的行動模式，要求新的思考。它不但令舊思想變得錯誤，甚至很多時變得危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

他認為，這些變革不但打破舊的規律，亦製造新的英雄、新的勝利者、新的幸運兒和很多新機會。所以革命時代的管治不只是防禦性地避免變革帶來的危險，而是尋找方法抓住及利用變革帶來的機會。世界越趨複雜，更多人、更多組織、更多意見、更多金融產品，它們彼此互動，以難以預測的方式轉變，而且轉變的步伐越趨迅速。這系統演變的速度前所未有，人們更不能預測或控制。

社會不穩難發展經濟

人類比以前更互相連結，建立網絡一般來說是對，但有效的網絡也可以讓人們面臨更多風險，而且網絡越密切，一起面對的風險也越高。這些風險來自“現代”的東西，例如金融市場、生物工程、飛機網絡等，這些系統越有效率，也能傳播風險。現在無論在世界上那一角落發生的事，都會造成直接的衝擊，金融危機和禽流感都是很好的例子。

由此可見，負責管治的人不能只看着狹隘的範圍，目光要看得廣闊，理解因危險而造成的反彈，也要關注反彈的生命力，投入研究反彈的生命力，也就是了解時代的本質。

就澳門而言，澳門社會變化很大，全世界一樣經濟發展總會出現新的社會問題，最重要是社會發展穩定，如沒有穩定就不易發展經濟。因此，要明白經濟發展和社會問題是如影隨形的，解決問題的主導是政治的責任，要選擇最合適的模式。

報告研究政治人才培育 倡發掘公務員精英

澳社團宜發展政團政治

培養特區政治人才，“澳門特區政治人才問題研究”報告大膽提出了澳門應由社團政治，提升到政團政治。澳門要從社團、公務員中發掘、培養政治人才，走精英政治與民主政治結合的混合制道路。

完善社團參政模式

報告指出，社團政治是澳門的一大特色，為政治人才成長提供了大舞台。政治人才通過社團工作，提升綜合素質。然而，因社團的無序性，部分參政社團現代化緩慢及缺乏革新的社會文化等，弱化了社團的育才功能。

報告建議完善社團參政模式，繼續視社團為“澳人治澳”政治參與的基本，但應向更高狀態即政團政治發展。報告稱這是政治發展的必然道路，在尊重社團自身價值取向的前提下，政府宜適當鼓勵社團參與政治，加強參政指引，及推動和資助社團領袖和後備人員開展國情、澳情教育、社團工作專業培訓等，推動社團從傳統管理向民主管理轉變。另應重整諮詢機構，委任參政團體領袖或青年政治人才出任諮詢委員，甚至立法議員。與此同時，報告指現在參政社團須加強自身建設，改革管理模式，鼓勵、安排年輕骨幹參政議政，優化領導層梯隊結構及知識結構，建構政治人才湧現機制。

走精英民主政治路

除社團外，報告認為公務員隊伍吸納了大量社會精英，是“澳人治澳”的中堅力量。澳門公職法律制度為公務員社團發掘和培養政治人才，也為其參政議政提供一定的渠道及合法基礎。但現在的公職法律制度在人才成長、提升行政文化及士氣方面仍有改善空間，公務員社團定位不清，也限制了其發展空間。

為解決上述問題，報告建議構建公務員精英制，以人為本，加強在職培訓。完善高級管理人才成長，提升公務員士氣，營造成才環境；完善績效評估、激勵等競爭，再通過嚴密考核選拔，形成不斷湧現精英人才的科學機制，走精英政治與民主政治結合的混合制道路。另外，要建立公務員與社會人才的交流制度，爭取更多公務員到內地和國際組織任職。

報告指出，公務員團體應明確定位，勇擔責任，發揮公務員與政府、與居民的橋樑作用，協助消除各種矛盾。組織更多公務員團體及公務員積極、理性地參政議政，提出優化施政、促成善治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