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聯：訂最低工資解決在職貧窮

工聯：訂最低工資解決在職貧窮

隨着金融海嘯的消退，本澳旅遊業開始復甦，多家博企宣佈復工或擴建、翻新，推動各行業的發展，小城物價隨時暴漲，貧富懸殊問題勢必加劇。要避免“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工聯希望行政長官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多關顧“在職貧窮家庭”問題，保障他們的就業權益，並從立法源頭上實行最低工資制度，為在職貧窮人士訂定目標更明確的教育和培訓課程，找到收入較高的工作，以改善生活素質。

促從根本解決問題

工聯表示，本澳尚缺一套準確定義“在職貧窮”的方法。因此，不少社會人士傾向採用這種方法，即以一個人每月收入低於本澳每月收入中位數的百分之五十定義何謂“在職貧窮”。按照這個定義，據統計資料，○九年第三季度在職貧窮指標確定在四千二百五十元以下，同期低於此一指標的在職僱員大約有四萬五千人，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四點二，可見基層僱員仍面對嚴峻的在職貧窮問題。

工聯理事長陳錦鳴表示，本澳在職貧窮問題長期存在，貧富懸殊非一朝一夕可解決，亦非政府推出一兩項措施就可帶來曙光。雖特區政府先後推出為外判清潔及保安服務設訂最低工資，以及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和現金分享計劃等，多少紓緩有關僱員的苦況，但這祇是權宜之計，長遠應制訂減少或消除在職貧窮的具體策略和相關措施，建議政府盡快探討和施行最低工資制度、提升教育素質。

勞工界多次指出最低工資可從兩方面參考，一是參照特區政府外判清潔及保安服務的最低工資：時薪廿一元、日薪一百六十八元或月薪四千三百六十八元；二是工資中位數的一半。強調在物價、房租全面上漲的今天，兩參考點是探討設立最低工資的基礎。

漸縮貧富懸殊差距

勞工界認為最低工資制度雖有爭議，但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九成以上的國家已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可見此一制度“在戰勝貧困、保證滿足全體僱員及其家庭基本需要；為工資勞動者得到可容許的最低水平工資提供必要的社會保護起重大作用。”陳錦鳴表示，經濟逐步好轉的今天，本澳是有條件及有必要設立最低工資，既可保障工友的基本生活，亦可逐步拉近貧富懸殊的差距。

與此同時，由於在職貧窮人士的學歷水平偏低，以致難以適應日新月異的知識型經濟發展，因此透過教育和培訓，促使他們意識到自我增值的重要性，積極參與技能培訓課程，提高個人技術，以提升就業競爭力尤為重要和需要。

綜合評估職訓制度

特區政府應綜合評估職業培訓制度存在的問題，為在職貧窮人士訂定目標更明確的教育和培訓課程，以便他們能在現今社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這也是工聯總會鼓勵廣大僱員自強不息、自力更生，並貫徹《工作報告》關於“提素質”的要求，推動特區政府落實“在崗培訓及聘用計劃”，促進本地僱員就業和改善失業現況的其中一個原因。

陳錦鳴促請特區政府和各界充分正視在職貧窮現象，以及相關人士和其家庭所面對的問題，必要時設立諮詢平台，促使在職貧窮人士參與制訂旨在解決影響其日常生活和減少基本權利、或消除在職貧窮問題的策略和措施，使在大力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也能落實《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確保僱員的就業權和收入權，是減少在職貧窮的有效方法。

本報記者 報道

單親母堅持靠雙手養家

市道旺、供應少，導致菜肉價格飆升，但仍然有不少市民今天一早便四出張羅，為“人日”這一餐加菜，齊賀一家大小“生日快樂”。但像受訪的玲姐一家這些敵不過物價高企的貧困家庭，即使過節卻仍然是粗茶淡飯。可幸的是能得到家人的關心與支持，是大節期間最窩心溫暖的禮物。

作為單親家庭經濟支柱的玲姐，十多年前與丈夫離異後便獨立挑起家庭重擔，眠乾睡濕撫養兩名兒子成人。她曾分別任職製衣工人、娛樂場工地清潔工，去年底入職社服機構從事洗衣工作，剛過試用期月薪五千餘元。她憑着一己之力，要負擔在內地讀大學的大仔每年逾萬元的學費，還要照顧十八歲失業失學細仔的生活開銷，負擔可想而知。她作為家中孻女，可幸得到幾位兄姊的支持與鼓勵，各人縱然分居內地、港、澳，但一家人互相關顧，玲姐在兄姊的支持下度過不少難關。記者到訪之際，玲姐的大家姐從鶴山來澳探望，讓今年因為工作關係不能返鄉過年的她仍可感受親人團聚的幸福。

動輒上百數千的團年飯、開年宴，以至為慶祝今日“人日”而加餸，玲姐坦言“諗都唔敢諗”，這個“人日”有大家姐從鄉下帶來的熟雞慶祝已算美滿。自從丈夫離開以後，一家人再沒有在酒樓食肆開飯。過去每年都會攜子回鄉度歲，一為團聚，二為慳錢。至於平日，玲姐不諱言會趁着周六休息北上珠海買齊一周的餸菜，“上午去一次買唔夠，下午再去多一次，甚至連米都會托回來。”睇住荷包開飯，玲姐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但不管多麼辛苦，她都堅持出來打工靠自己雙手養家，決不會賦閑在家等政府援助。

多次問及玲姐的新年希望，答案總離不開對細仔的牽掛。或許因為缺乏父愛，加上早年因為工作分身乏術不得不將他送往內地讀書，少了家庭溫暖，細仔成長路途頗崎嶇，厭惡讀書、每份工都做不長久，玲姐既愧疚又痛心。“無乜嘢望啦，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工時稍短的工作，有更多時間照顧細仔；細仔生生性性，踏上正途不走歪路啦！”

維生指數標準需檢討

學者促彈性協助在職貧窮家庭

面對本澳的在職貧窮問題，有學者認為政府宜檢討最低維生指數的標準，建議設定標準由現時工資中位數一半調升至三分之二；彈性處理申請經濟援助的資產條件；將臨時性質的收入補貼計劃變為恆常性計劃等。此外，亦可推出以家庭為資助對象的資助計劃，協助這些“夾心階層”。

正確理解在職貧窮

據政府去年第三季資料顯示，本澳僱員收入低於四千二百五十元（即當時的在職貧窮指標）人士約有四萬五千人，顯示本澳的在職貧窮問題仍然嚴重。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課程副教授蘇文欣及賴偉良都認為，政府必須檢討最低維生指數的標準，同時面對在職貧窮問題時，宜將個人及家庭分開處理。

蘇文欣表示，在職貧困人士有別於一般需要接受經濟援助的人士，他們雖然有工作，亦算不上最貧窮，但收入卻不足以應付生活，正是不具資格申領經濟援助、但卻需要協助的“夾心階層”。在職貧窮以家庭為主，由單一經濟支柱應付整個家庭開支，且有兩代貧困的現象。雖然政府已提供十五年免費教育，且有書簿費資助，但有關家庭收入較少，加上父母教育程度較低等，令子女無條件透過參與其他課餘活動，豐富課外知識及開闊視野。長遠來說，政府宜制訂解決在職貧窮的政策，同時可考慮增加資助貧窮家庭小朋友的課餘活動，令他們有能力擺脫貧窮。

政府雖曾為個別行業制訂最低工資，以入職中位數計算所得的四千元標準來說，在高消費、通脹大的澳門，個人生活或仍不成問題，但對在職貧窮家庭卻明顯不足。蘇文欣認為政府短期內宜檢討維生指數標準，建議參考國際勞工組織建議，將現時以工資中位數一半計算的維生指數，調升至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二；個人及家庭的標準應區別處理，以一家三口計算，維生指數應不低於工資中位數的三分之二；個人維生指數則應為工資中位數一半至三分二之間，約收入中位數的六成。

定期公佈數據分析

他認為，政府應加快公屋興建，減輕低收入人士經濟負擔；加強宣傳食物銀行，鼓勵不具資格申領津助但有生活需要的人士，透過食物銀行緩解三餐之憂；效法其他地區於節日為受津助人士提供額外津貼等。

賴偉良則指出，政府現時公佈關於月入低於中位數人士的數據中，包括外僱在內，因此較難掌握本澳低收入人士的實際情況，故他希望政府能定期公佈本地在職貧窮僱員人數，以便社會更準確研究及分析。

賴偉良指，在職貧窮可分為低於工資中位數一半的人士，以及在職貧窮家庭兩個情況。前者主要為製造業人士或非技術性的工人；後者主要為家中只有一人工作。要協助這些在職貧窮人士，建議考慮將收入補貼計劃改為恆常性質；工資中位數的標準亦應隨經濟變化調整。此外，他認為政府宜細緻收入補貼工作，建議增設家庭收入補貼計劃，因應家庭成員人數設定相應資助金額，直接援助貧窮家庭。

貧困家庭冀改善生活

今日是年初七，俗稱“人日”。每個人生日都會有生日願望，屬貧困家庭的珠姐（化名）也一樣，她不望大富大貴、“換屋換車”，只希望“今年能多點肉吃”、兒子能學有所成，健康生活；並希望政府能按實際情況，協助他們以屋換屋。

今日是“人日”，一家人如何過節？珠姐坦言“食長壽麵”。事實上，她與丈夫多數以麵、菜為主食，只有在內地求學的兒子於暑假、寒假回家，才買些豬肉、魚回家，好讓兒子吃得多一點。問她如何過節，說來好聽“食長壽麵應節”；今年新年又如何過？“幸得多月來‘知慳識儉’，還可從內地買到一隻熟雞過年。”珠姐說。

走進珠姐一房一廳的住宅，環顧只有三百多呎的單位內，衣物、日用品堆滿一屋，客廳內還放有一張碌架床、一台舊式電視機、一大一小衣櫃，究竟是客廳還是房間？早已分不清了。珠姐還開玩笑說，“屋企是開放式住宅”。

問及有否申請社屋，她說：“早已申請過，但政府並不理會，指一家三口有一房一廳的單位足夠矣，還有很多人仍未有自己的物業。”想過換大一點的單位嗎？珠姐反問，月入不足二千元，每月仍要依靠政府的低收入補貼才夠四千元。兒子正在內地求學，丈夫於一九九八年患上腎病需每日洗腎，每天要“計過諗過”才能養活一家三口，在樓價急劇上升的今天，如何能買入兩房一廳的單位？

“製造業已式微，能保住職位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五十多歲的珠姐說。能否改善日後生活，珠姐只望兒子努力讀書，他日完成醫科學位，找份好工，逐步改善生活。現時則希望一家人齊齊全全，有魚有肉食；政府能按實際情況，協助他們以屋換屋，改善生活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