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硏究）以全球史視野深入解讀澳門歷史 吳志良

（澳門硏究）以全球史視野深入解讀澳門歷史

吳志良

以全球史視野深入解讀澳門歷史

澳門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也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有力見證人。始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歐洲航海擴張活動，在澳門找到了與中國的恆久契合點，明代中葉以來，澳門也因此成為了南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商貿港口和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重要通道，成為了近代中國對接西方世界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這個港口，北接日本長崎，使中日貿易得以延綿；西往印度果亞，使中歐水路得以貫通；南向菲律賓馬尼拉轉往墨西哥，令天朝帝國和東南亞的交往更加暢順並與美洲建立了聯繫。這三條澳門貿易生命線，實際上就是中國參與早期全球化的航線，也是明清中國貢獻世界的路線圖。這些貢獻，包括拓荒開發美洲的血淚斑斑的苦力。多年前，我有幸和錢乘旦敎授在上海秉燭夜談，不停地圍繞着一個問題在討論：為什麼在當今全球化著作和理論中，中國的角色無足輕重？何況，西方人是因為尋求東方財富或嚮往中國文明而來的？澳門呢？我們都知道，澳門不僅是國際貿易的一個節點或中轉站，更是當時世界貿易的中樞，怎麼卻被人抛諸腦後了？

這條通道，促成了湯顯祖和利瑪竇的對話，方便了以利瑪竇、馬禮遜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傳敎士將西方當代文明引入中原大地，將中華古典文化引向西方世界，為往後東西方兩個世界的交流往來打下了基礎；這條通道，為中國和梵蒂岡所認可，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禮儀之爭導致的中西文化首次大規模、全方位的衝撞。我們在想，如果當年康煕皇帝和羅馬敎廷充分利用澳門這座橋樑，調解各方、特別是歐洲諸國和天主敎諸會團在華利益的爭奪，禮儀之爭的方向會不會有所改變？禮儀之爭之後的中西交流是否可以不突然中止？而禮儀之爭的結局如果不是我們所看到這樣的，鴉片戰爭可以避免或不那麼慘烈嗎？

這個基地，孕育和孵化了中西文化初遇、初識的交往基因，為後來大規模、全方位的交流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這個基地，令吳漁山、徐光啟、林則徐、魏源、鄭觀應、容閎、梁啟超、孫中山等有機會接觸西學、受到西學的啟迪，成為中國文化史、政治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澳門“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社會環境，鑄造了一個人類文明的實驗室：中葡以及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居民，雖然思想、文化、宗敎信仰、價値觀念、風俗習慣差異甚大，卻可以在方圓數里之地共同和諧生活數個世紀而不發生重大衝突，塑造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壯麗人文景觀，創造出不同文明交匯融合、和平共處的典範。這一切，如果不是澳門歷史城區二○○五年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又有多少人關注呢？如果我們對此有足夠的認識和硏究，並充分利用這個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澳門是否可以再次為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為一個學歷史的人，不應該提出那麼多“如果”。我們想強調的，是澳門歷史的意義；我們想呼籲的，是對澳門的歷史功能和作用的重視。硏究澳門歷史，不僅要放在香山、嶺南的背景中來進行，更要放在中國、世界視野中來展開。也只有這樣，澳門的歷史價値才能顯露，澳門的歷史意義才能張揚，澳門的歷史作用方能發揮。經過多年的努力，明史、清史學界已經意識到澳門史對深化細化明史、清史硏究的意義，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史學界也對此開始關注。“全球史視野與澳門史硏究”項目的開展及其學術硏討會的召開，隆重其事地為此拉開了序幕。我們期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以全球史視野深入解讀澳門歷史，攜手將澳門史硏究提升至一個全新的高度，令澳門文化形象更加鮮明奪目。

一直以來，澳門基金會非常重視並不遺餘力地推動澳門歷史的檔案文獻整理和學術硏究工作。近二十年來，我們出版或資助出版了十多種散佈各地、不同語言共計數千萬字的檔案文獻彙編，《澳門史新編》、《澳門編年史》等大型硏究項目也陸續完成，為澳門史硏究奠定了牢靠的基礎。十多天前，澳門敎區十六至十九世紀檔案文獻與《皇帝內經》和《本草綱目》同時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亞太委員會列入世界記憶，再次證明澳門歷史的普世價値和意義，令人倍感鼓舞。我們將加速世界範圍的檔案文獻搜集、整理工作和更加深入的史學硏究工作，並將策劃出版一套澳門譯叢，窮十年之力，翻譯古今中外有關澳門硏究的經典，讓不同語言的硏究者可以了解澳門硏究成果的全貌，更有系統地推動澳門硏究的繁榮進步，並在此基礎上逐步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及其解釋體系。而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及其解釋體系的成功建立，全球視野不可或缺。正因為此，對“全球史視野與澳門史硏究”的硏究成果，我們寄予厚望並翹首以待。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