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澳門學 打造新名片
林廣志
從全球範圍來看,不同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及其特色,構成了世界文明生態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但是不同區域相關問題的硏究深度及呈現方式,往往影響世界對某一區域的總體形象的認識和判斷。從這個角度看,人們對於某一區域形象的認識,包括她的內在價値和外在符號,往往也是存在偏頗的。要改變人們的認識,並不容易。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相關區域的學者或文化工作者可以不做些什麼。實際上,學者從事的,通常是通過學術的硏究尋找所在區域的眞正符號及內在價値,並探討這種符號、價値與人類知識體系、價値體系的關係。澳門,如果她僅僅是一座賭城,如果她不是擁有四百年的中西文明直接對話的經歷,如果她不是因為這種直接對話而產生了新的文化形態,那麼,就不會令學者們長久地為她癡迷,就不會令認眞接觸過她的人感到:小小的澳門是這樣的博大和厚重。是的,對澳門的歷史文化,越深入越覺得深厚,越是將之放到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越能看到她的四射光芒。
本地學者早有倡議
許多學者因此投身於澳門硏究,澳門的魅力逐漸從學術界散發開來,引人入勝。隨着有關硏究的深入,不斷有澳門及內地學者從更高的學術視野和更嚴格的學術規範,提出建設“澳門學”的設想,並對澳門學的概念、內容以及方法等問題,積極探索,為我們今天推動“澳門學”硏究奠定了基礎(註一)。
那麼,什麼是“澳門學”?
已故學者黃漢強認為,“澳門學”作為一個“地區學”,其硏究對象是澳門社會。“澳門學”從發展的流程來剖析澳門的縱切面,即硏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從社會各領域來剖析它的橫切面,即分門別類地硏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敎育、社會以及同外界關係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通過縱向和橫向的硏究,“澳門學”成為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及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問。
不局限於歷史文化
幾年之後,黃漢強修正了其觀點,將“澳門學”的硏究對象確定為“澳門的歷史文化”。他認為,“澳門學”是以澳門文化為硏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硏究澳門四百多年來在東西方經貿互動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積澱的澳門文化,硏究澳門文化獨特的個性、品質、功能及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性,從而揭示人類社會異體異質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規律及其價値,為人類的眞正的持久和平與合作發展找尋有益的啟示。
著名澳門史家湯開建則認為,“澳門學”旣然是區域性學科,發生和存在於這一區域的有關問題均應是這一學科的硏究對象,不應局限於“澳門文化”、“澳門歷史文化硏究”。“學”是指學科而言,前面又冠以“澳門”二字,那就限定,這只是一門專門硏究澳門問題的區域性學科。如果“澳門學”只是硏究“澳門文化”,那就限定我們對澳門的硏究只能在“文化”的範疇之內。與“文化”平行的政治、經濟、社會又置於何處呢?“澳門文化”實僅為“澳門學”這一大學科屬下之一科目,“澳門學”才是涵蓋所有澳門問題硏究的學科。唯此一詞,可以較為準確地表述硏究澳門的千景萬象。
融會貫通綜合學科
有學者認為,“澳門學”不是僅冠上“澳門”兩字的鬆散學科聯合體,而是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區域學科。因此,“澳門學”具有多學科性,是綜合硏究澳門問題的地區性學科。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澳門學”的硏究對象不應該是包羅萬象的,也不應是鑽“故紙堆”的,應該是硏究澳門現在和未來的主要問題。
至今為止,關於“澳門學”的概念、性質、對象和任務,還有一些不同的觀點,但總的看來,學者們都同意, “澳門學”應該是以硏究澳門社會和文化為主體,以探討澳門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為主要硏究對象,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性學科(註二)。
綜合學者的意見,概括來說,“澳門學”就是硏究澳門的科學。由於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具有如此迥異於其他任何一個地區的獨特個性,這些個性的形成,又是四百餘年獨特的歷史發展進程積澱而成。因此,如果要給“澳門學”一個學科概念的話,可以說,“澳門學”是一門以豐富的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社會生活為硏究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效應的國際性、綜合性學科。
探索規律發掘內蘊
從國際視野來看,“澳門學”正在走向世界。Macaology一詞逐步被國外學者所接受和使用。該詞由希臘語Macao(澳門)和logy(科學)組成,這一組合,可以看成是關於“澳門學”的最概括的解釋:硏究澳門的學科。從這個組合,自然可以看到,“澳門學”不是硏究澳門的某一段歷史、某一個領域、某一種文化,而是硏究澳門的全部,包括她的歷史發展進程,她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她的社會生活及文化傳統。“澳門學”的特點,就在於它是從各個方面綜合地考察澳門的一門科學,是一門硏究澳門社會生活的形成、發展以及未來走向的科學。
換一個角度看,澳門學,就是從物質生產、社會結構、人群組織、風俗習慣、宗敎信仰等各個方面,硏究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通過跨學科的、綜合比較的硏究,發現澳門特有的發展模式及精神特質,並揭示澳門模式和澳門精神所呈現的規律及其對人類社會所蘊含的意義。
以史為鑑啟迪未來
從區域特徵上看,如果將“澳門學”定位為“地區學”,則遠遠不能涵蓋其內容總量和價値含量。明清以降,中國得領西風異俗及科技文明,西方世界得以領略中華文明與東方精神,乃從澳門開始。幾百年間,澳門外引歐洲,內聯中國,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樞紐,也是東西方文化相互窺探、接觸、傳播和影響的驛站,直接或間接對東西方近代歷史,乃至於全球文明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即便是今天,澳門的文化價値模式仍然對世界的和諧發展具有啟示意義。因此,“澳門學”的概念,不限於狹小的澳門,更具全球化的性質。
從時間特徵上看,“澳門學”的內涵量非常寬廣,不僅是面對“已經過去”的歷史存在;而且,隨着澳門特殊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延續,“澳門學”的硏究更加關注澳門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在現階段以及未來的表現形式及其走向,並因此探討多樣性民族、宗敎、文化和諧相容共處的範式及普世價値。由此可以確定,“澳門學”的內涵量,具有歷史學領域的文獻性和當代政治學、民族學、宗敎學、人類學、文化學視野下的學術性和現實性的特徵。
和諧包容普世價値
必須強調的是,歷史文化雖然不是“澳門學”的唯一對象,但是,歷史文化是建立“澳門學”的重要基礎。實際上,澳門歷史文化是一篇大文章、一種大學問,幾百年間中西文明接觸所發生的種種事跡,其眞相和特點,至今仍然無法全部揭櫫於世,其間所形成的浩瀚文獻仍然無法全部解讀,甚至塵封於世界各地。如果有一天,在解讀文獻的基礎上,澳門的歷史眞實得以“顯現”出來,中國歷史、葡萄牙歷史,乃至於全球史,都有改寫或補充的可能,更不用說對澳門相關問題的認識了。因此,如果不了解澳門的歷史發展及文化養成的過程,則無法解釋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諸多現象。
從學科特徵上看,由於澳門文化、澳門問題的硏究涉及歷史學、文獻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語言學、人類學、地理學、宗敎學、民俗學、建築學等諸多學科,所以“澳門學”的屬性為綜合性學科。因此,跨學科硏究,是“澳門學”的主要學術生態和硏究方法。
土生葡人獨有族群
從學科分支上看,“澳門學”可以分為:澳門歷史學、澳門文獻學、澳門政治學、澳門經濟學、澳門文化學、澳門宗敎學、澳門語言學、澳門人類學、澳門社會學、澳門地理學、澳門民俗學、澳門文學、澳門建築學、澳門藝術學等等。從歷史發展和現實表現來看,“澳門學”的每一個分支,都具有獨特的個性和發展軌跡,因此也具備了獨特的硏究價値,都可以為人類知識提供增量,以至於學術貢獻。以人類學硏究為例,澳門模式之於人類學的意義在於:澳門土生葡人是東西方種族混雜交融所形成的獨特的硏究樣本,其體質、婚姻、家庭、語言、宗敎、風俗、文化等方面呈現的特質,可以豐富人類學關於亞歐之間不同體質、文化、習俗的人種相互接觸和融合及其變遷過程的論述,由此甚至可以創新人類學理論,形成人類學的“澳門現象”或“澳門模式”。
當然,澳門最令人着迷的,還是她的歷史文化及其價値功能。當今世界,地區域性的衝突,多為民族、宗敎、文化之間的摩擦所造成,民族、宗敎、文化問題,日益困擾着各國政治家。不同民族、宗敎、文化,如何和諧共處,能否和諧相處?其衝突如何化解?如何妥善處理民族、宗敎、文化問題?均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政治家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
各美其美美美共生
人們說,澳門可以作為多樣性民族、宗敎、文化和諧相容共處的典範,但是,這種典範的形成,即中西文化接觸、衝突、交融的過程是怎樣的?有關澳門的歷史文獻散落於世界各地,究竟有多少,其內容如何?其東西方融合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宗敎的特點、其處理和化解衝突的機制等等,又是怎樣形成的?其多民族、多宗敎和諧共處,“各美其美,美美共生”的獨特文化現象,其形成的過程和顯示的形態是怎樣的?澳門在特殊的歷史文化環境中有沒有形成自己的價値體系,其內涵是什麼,其價値符號是什麼?澳門的價値體系與中華文明、世界文明體系的關係是怎樣的?諸如此類,都是“澳門學”必須解答的問題。
“澳門學”是在長期以來的“澳門硏究”基礎上的發展和提升。“澳門學”與 “澳門硏究”並不是對立的,也不是要在“澳門硏究”之外再搞一個“澳門學”,恰恰相反,“澳門硏究”是“澳門學”的基礎,是“澳門學”發展的前提。
硏究隊伍漸見規模
近百年來,澳門硏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回歸以後,以澳門歷史文化為重心的澳門硏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版了許多論著,有了一批比較重要的成果,形成了一支包括澳門本地、內地以及葡萄牙、荷蘭、美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在內的硏究隊伍。可以說,澳門硏究,無論從硏究資料的開掘、硏究隊伍的規模、硏究領域的廣泛、硏究成果的豐碩,都超過了過去任何時期。“澳門學”就是在“澳門硏究”這樣豐碩的成果的基礎上,以學科視野、學科思維、學科方法,對“澳門硏究”進行學理上的梳理、整合和提升,使“澳門硏究”逐步成為一門學科,直至“澳門學”的形成。
從不斷豐富世界文明和人類知識體系的角度看,“澳門學”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其普世價値與示範作用不容置疑。在澳門的國際影響越來越遠、越來越大的今天,澳門的範式與啟示作用不應該也不可能缺位。可以肯定地說,隨着“澳門學”硏究的不斷深入,澳門模式、澳門精神將更快地被提升至國際層面,澳門的外在形象亦將隨着“澳門模式”價値內涵的廣泛引用而更加國際化。
廣泛參與紮實工作
在歷史事跡和現實本質的科學硏究的基礎上,揭示澳門多元文化和諧共生的奧秘,以此建設澳門的價値體系和符號體系,塑造獨特的、具有生命力的“澳門模式”、“澳門精神”,為推進“一國兩制”國策的貫徹實施,為澳門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為不同民族、宗敎、文化提供和諧共處的價値樣本,為豐富人類知識體系和價値體系,為人類的和諧進步作出貢獻,是“澳門學”面臨的艱巨任務和光榮使命。
因此,無論世人怎樣以世俗的、傳統的眼光看待澳門,都不應該成為我們自負、自卑或懈怠的理由,埋下頭來,紮紮實實地開展“澳門學”硏究,以更廣泛的參與度和更豐碩的硏究成果,使“澳門學”成為澳門的“學術名片”、“文化名片”,是當下學術界、文化界乃至特區政府應該做的,而且必須做好的“文化工程”。否則,僅僅抬出一個“學”字,打打鑼鼓,時冷時熱,對提升澳門的文化品位、國際形象也是無濟於事的。
註釋:
(一)學者關於建設澳門學的論著,先後有黃漢強(1989)的《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常紹溫(1994)的《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陳樹榮(1995)的《建立澳門學,促進澳門硏究》、吳志良(1996)的《舊話重提“澳門學”》、黃漢強、徐新(1998)的《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書列總序——為“澳門學”催生》、湯開建(1998)的《“澳門學”芻議》、黃漢強(2001)的《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黃漢強(2003)的《澳門文化與“澳門學”》、趙利峰(2008)的《澳門文獻整理硏究與“澳門學”》等。
(二)參見吳志良、陳震宇:《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硏究文選·綜合卷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九年。
澳門大學澳門硏究中心學術總監
林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