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的範式及意義

澳門學的範式及意義

澳門學的硏究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本澳一批學者如陳樹榮、黃漢強、楊允中、吳志良等先後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就澳門學的內容、方法和意義等問題展開討論。時至今日，學界對澳門的硏究已經積累了不少成果，並在澳門學發展的必要性上逐漸達成共識。

但從目前的硏究狀況來看，澳門學的發展似乎並沒有走得太遠。二十多年來，人們對澳門學有兩種基本的理解。一種將其看成單純的歷史學硏究，認為澳門學就是以澳門史為重點，以文獻檔案為基礎，探討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角色的史學硏究。另一種是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澳門硏究，認為一切有關澳門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都在其硏究範圍之內。這兩種理解導致澳門學的硏究現狀呈現出兩種困境，一是長期停留在地區學的層次上，即使是澳門史的硏究，也較少與中國史、歐洲史乃至全球史深入交融，而是着眼當前的澳門硏究更具有明顯的地區學特點；二是史學硏究和現實硏究各成一體，互不聯接，古今割裂的局面使得硏究難以發揮以史為鏡、鑒古知今的現實功能。

長期局限一時一地

澳門學難以大步前行，究其深層次的原因，是需要一個更高更廣的硏究視角，一個跨越多學科、可以足夠包容的學術範式。要使澳門硏究上升為澳門學，我們應該認眞尋找一種可以貫穿古今、連接歷史與現實的硏究方法，突破地區學的限制，從更具全球視野的高度去看待十六世紀至今在澳門所發生的一切，並探索其中的學理奧妙和知識財富。

所謂學術範式，是指一個學科哲學的和理論的硏究框架。在這一框架中，學者可以對硏究物件持有共同的信念、理解和價値取向。作為引領學科硏究的信念性指導思想，範式應具有紐帶的作用和統領學科階段性發展的能力，指引一個學術派別從各種角度、用各種理論和硏究方法對硏究物件進行深入系統的探索，也可為其他學科提供値得參考、具有相互滲透性的硏究路徑。一定程度上講，學術範式是一種宏觀的硏究方法，但它因為具有元理論的特徵，又不同於具體的硏究方法。

範式五個基本內涵

著名的科學史家湯瑪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介紹了範式的五個基本內涵：（一）應該觀察和硏究什麼；（二）針對硏究物件，應該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三）應該如何提出這些問題；（四）應該用什麼硏究方法；（五）如何解釋硏究出來的結果。

在史學硏究中，不同的學術範式對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走向有着不同的學術信念。以據實直書、客觀表述為範式的蘭克學派強調史料依據的重要性和不偏不倚的記叙述傳統；法國年鑒學派則傾向於從宏觀的、動態的、長時段的角度考察歷史的進化軌跡，進而探究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年鑒學派強調文明的擴散性，認為近代史就是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擴散的歷史。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提出文明擴散中的挑戰——應對模式，強調文明的純粹性以及文明發展要經歷的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的四個階段。但是，過去的學術範式要麼將歷史看成是靜止和孤立的，要麼將文明的擴散定義為以西方為主導向非西方的單向傳播，很少考察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文明多元互動進步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國際學術界開始從全球視野看待人類文明的發展，認為人類文明是在互動中前進並不斷豐富。接觸與互動，決定着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發展歷史，各民族之間沒有優劣之分，都是在互動中吸收養分，甚至由於參入雜質而變得更有生命力。因此，任何一種文化或文明，都不是單純的地方現象，而是與不同國家、地區和文明存在某種關聯。這種以文明互動為核心理念，宣導在地方史硏究中引入全球視角，成為探討小地方與大世界之互動關係的學術範式，為澳門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工具。

衆所周知，澳門雖然面積和人口規模很小，卻創造了影響近代世界進程極為輝煌的大歷史。明代中葉以來，澳門在西方走向中國、中國連接世界的大航海時代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她不僅是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中期遠東地區最繁盛的貿易中轉口岸，吸引了亞洲、歐洲及美洲數十個國家的商賈、敎士及移民停留與居住，更是東西方各種宗敎、文化交匯碰撞之地，成為幾百年間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的獨木橋。

中西文明交匯共存

由於這種獨特的地位，澳門成為近代中國領風氣之先的搖籃。中國旣通過澳門從外國人的眼睛裏重新認識自己，也通過澳門了解外部世界，澳門更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主要視窗。各種文化背景的人們交匯於澳門，共同鑄造了這片“世界型的土地與海洋”。更為重要的是，兩種主要文明在此相互吸引、共存和雜交之後，產生了一種新的文明現象 ——澳門文化。如果說歷史上中國對外交往第一階段的主要成就集中體現於敦煌學中，那麼澳門學則蘊育着中國與西方接觸互動更重要、更光輝的第二階段的主要成果。從十六世紀至今，在澳門發生的中西文明碰撞、交流和相互借鑒的全部內容，都是澳門學硏究的物件。因此，從文明互動的視角來看，澳門學不僅可以和敦煌學媲美，其重要意義甚至超過敦煌學。

在這樣宏大而深遠的歷史背景中，澳門可以被看成是一個獨特而奇異的人類文明互動的實驗室。回望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我們發現，大多數文明之間的傳播互動是以血與火進行的，一種文明以優越者的姿態出現，以戰爭的方式征服另一種文明。在澳門我們看到的卻是文明的包容、互動、共榮與新生。硏究這種“互動相生”的文明形態，為 “澳門學”提供了理論框架和更大的學術舞台。

歷史眼光分析今天

可以說，澳門學的範式，應該是以硏究不同文明互動相生為物件，用全球視野，挖掘人類不同文明互動相生的澳門樣本。硏究澳門學，旣可以揭示人類文明互動發展的澳門模式，又為今天世界解決各種民族衝突提供重要的啟示。這一範式，可以幫助推動澳門學在國際學術界逐漸發展成顯學的地位，彰顯出澳門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上的學術價値，更具有人類處理不同國家、民族、宗敎關係的現實意義。

過去，中國和西方學者各自固守各自的慣性思維，對各自乃至對方的歷史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斷裂。當我們用全球視野重新審視澳門時，這一期間大量與澳門相關的歷史文獻，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完整地深化細化中國史，也可以幫助各國學者重新思考中西交流史乃至全球史。這正是澳門學的學術價値所在。

這種互動相生的範式，不僅可以打破地區學對澳門學的狹限，同時也連接起歷史硏究和現狀分析的裂痕，其內涵量非常豐富。我們可以用歷史的眼光分析今天的澳門，可以從歷史中尋覓解決今天問題的答案。我們為了今天硏究歷史，也為了解歷史來分析今天。分析今天不僅是為了印證歷史，更是為了啟示明天。

和諧大同寳貴經驗

澳門學的現實意義也非常突出。不同的民族、宗敎、文化在澳門的和諧互動、交融相生，為世界提供了另一種文明互動的模式：不是在征服中求勝利，而是在多元中求和諧；不是在衝突中被毀滅，而是從多元中求大同。這旣可以為當前中國有效處理疆、蒙、藏等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民族團結問題，以及大中國地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提供歷史智慧，又可以為日益崛起的中國走向世界時與其他民族和諧交往提供實用的經驗。

另外，回歸後的澳門經濟增長突飛猛進，城市變化日新月異。在蛻變成為一座頗具知名度的國際都市的同時，澳門也面臨着一些比較尖銳的社會問題。政府要有效解決當前各種社會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對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和性質有準確的把握。澳門學的硏究可以為其提供更具歷史感和理論上的解釋。

提升城市品位內涵

最後，澳門在國際社會中的賭城形象太過鋒芒而文化形象相對薄弱，這也不利於澳門的發展。為了眞正把澳門打造成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我們需要挖掘和提升澳門的城市品位和文化內涵。把澳門學推向國際，可以極大地幫助改善澳門的國際形象。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池田大作，曾形容澳門是一座 “給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的燈塔”。充分挖掘和提升澳門學，就是為了使這座“燈塔”的城市閃耀更加奪目的光芒。始於歷史，卻無處不煥發出對當下的關懷；關注時代，更不忘記對永恆的追求。這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澳門學。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院長·政治學敎授

郝雨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