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神功戲：感想五則 ——兼賀《神功戲與澳門社區》一書出版

澳門神功戲：感想五則

——兼賀《神功戲與澳門社區》一書出版

一

由蔡佩玲主編、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以下簡稱“同學會”）、錄像空間、澳門歷史學會聯合出版的《口述歷史之五：神功戲與澳門社區》（以下簡稱《神功戲》）日前正式發行。筆者初初翻閱該書之後，感受頗深。“同學會”的蔡佩玲女士、黃志榮先生等人，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數年如一日，以“重視歷史，傳承文化”的視角，因應澳門社會的急速變遷，“歷史感也距離我們愈來愈遠”的現實，“深深感到有一份社會承擔感，希望以有限的時間，彙聚各方的力量……透過老居民的回憶，期望可以粗略勾勒出當年澳門的歷史面貌，讓大家了解到過去澳門走過的一段段漫長歲月，喚起大家對地方歷史的重視，對文化傳承的使命”。從五年前出版第一本冊子開始，至今，該會已經定期出版了主題各異的五冊口述歷史系列書籍。作為澳門衆多民間社團的一份子，“同學會”難能可貴，做出了有意義的奉獻，理應受到學界關注。

二

事實上，從“同學會”構思、組織和出版了叢書第二冊《口述歷史之二：宋皇朝趙氏家族與澳門》起，筆者已開始留意。之後亦總是樂意地接受邀請，出席相關的新書發佈會，有時應主編的邀約，也會提供一些資料予以支援。

這類形式、內容的書籍，雖然尙存有一定的學術局限，如有關的記錄均為事後主觀回憶，而每一單個的回憶存在着未能確證問題的局限；採訪的角度能否盡可能概括相關主題的局限；相關主題所發生的歷史時期之時段限的局限等。然而，其所具有的鮮活性特徵和較強的文化背景參考意義，確是其他一些資料所不能替代的。而當這類 “親述經歷”的文字留存到幾十年甚至更長的年代之後，其資料佐證價値必定更為凸顯。可以說，在具體範疇和主題限定下的口述記錄，常常可以讓我們在了解一種具體情景的同時，感受和體驗到一種文化習俗和文化經驗的過程。換言之，有關的主題線索，均深置於豐富而具體的鄕情鄕音之中，對於今後可能出現的相關主題的硏究，此類文字將成為同官方檔案、學者專著等並行的重要資料，為人們提供一份生動的背景參考和文化輔佐。不過份地說，正是上述價値，使“同學會”的工作形成特色，使他們不僅在社會文化層面上，更從本土文化的內涵延伸方面做出了具有獨特意義的工作。

三

《神功戲》一書引言中談到，根據沙梨頭土地廟大殿內的碑刻，1805年時已有此類表演的資料記載。該書還引用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中，有關1816年間“市場上燈火通明，正在表演滑稽而有趣的中國戲”的活動記載。

筆者之前發表的《澳門音樂簡史》中披露有下列資料，可以對上述文字作為一個時間點上的補遺：

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清代意大利人杰梅利卡雷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1651-1725）在澳門過春節時，“他在澳門看了一場中國戲劇表演，這是由坊間聯合起來自費排演的，在一個小廣場中央表演，舞台相當廣大，可以容納三十多人……戲劇中唱白相雜，由多種銅木樂器伴奏……一場戲往往持續十個小時以上……， 春節期間，澳粵兩地到處都聽見中國鑼鼓和其他樂器的演奏聲音”。上述記載，似可將神功戲有記載的初始時間，前移近一個世紀。此外，本人也曾引用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中民國時期詩人汪兆鏞的詩，該詩對當時神功戲現場氣氛有紀實的描述：“二月一日土神廟，三月廿三娘媽祠。簫鼓鳴春燈照夜，風光渾已忘居夷。”對此，章文欽先生認為：“詩人從土神廟和娘媽誕夜間演戲酬神，簫鼓齊唱，燈火通明的場面中，感受到中國的傳統信俗已經深深紮根在這片淪於異國的土地上。”

近日，在澳門日報“新園地”版上，見到林中英老師題為〈二月初二土地誕〉的文章，筆觸中，也特別談及了她對“一連幾天神功戲”的兒時回憶，令人感受到神功戲的無處不在。

四

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我的同事、曾為中央美術學院系科主任的李振球敎授，在看到有關澳門神功戲的文字後，聯想起他早年在甘肅考察當地皮影戲的一些印象，饒有興趣地同筆者談起他對兩者相似之處的感覺。當時的甘肅農村，每年也是這個時間段，民間會舉行謝神皮影戲（簡稱為“演神戲”），演給神靈看。演神戲的內容通常是“天官賜福”、“過五關斬六將”等，目的是通過感謝土地爺爺（即土地神）和其他神靈，請諸神保佑家人平安，也護佑牲畜不被傷害。除此之外，謝神皮影戲之表演場地的設置，舞台的搭建方式，同澳門的神功戲極為類似。

澳門甘肅，一南一北，相距遙遠，卻有類似的文化表達方式，可見中國文化之根的魅力所在，如果對此作主題深入的比較性探討，相信應該會是一個有相當意義的硏究生學位論文選題。

順便提一句，對前述文化之根的追尋、深植，應從孩童做起，要為我們的新一代準備耳聞目睹的必要條件，從而讓他們在兒時就具有本能的文化身份認知。這又引起我們對本土敎材與國際視野、傳統文化意識與現代觀念之間關係的思考，這當是另一個話題，然而，神功戲確實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

五

這些年來，“澳門學”一詞不斷被提出，比較多的出現在一些學者的論述和一些報刋的報道中。確實，澳門城市之多元、豐富而具有獨特價値的歷史文化底蘊，其基本未有過文化斷層的傳統承繼，及相對良好的資料留存，加上近年來衆多學者的學術硏究貢獻，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看，都為“澳門學”準備了厚實的基礎和廣闊的展開空間。在這中間，個人覺得應該注意幾個問題：

其一，“澳門學”不能僅僅是通史、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在目前階段，更應該鼓勵各個具體文化範疇中的“專史”、“單科史”、“斷代史”等相對微觀的硏究，就範疇而言，可以細分到二級、三級學科，只有分門別類做深做透，才能有眞正學術意義上的澳門學。

其二，“澳門學”確實應該突破單純“地區學”的框架，將其放置於國際視野中進行考察，同時還可作跨地域和跨領域的綜合探討。然而，所有這些考察和探討，乃應從本土做起，從基礎做起。只有集思廣益，才能精益求精。

其三，“澳門學”不僅應着眼於主流學術圈內學者的工作，也應該寄希望於本澳民間衆多有追求、有本土文化使命感的社團、個人的貢獻。當學者的硏究同民間的實踐探索一起，互動互利並相輔相成，那麼“澳門學”就會是一門旣規範、專業，又有血有肉的城市文化學問，並將在空間和時間上持續發揮其學術作用。

以上，是從《神功戲》一書發行引出的一些感想，也是對發行《神功戲》一書的祝賀。

(作者為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教授)

戴定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