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壽桐 澳門學與澳門文學生態

澳門學與澳門文學生態

朱壽桐

澳門學與澳門文學生態

什麼是澳門學？各位學者都有各自的表述。從我所從事的文學硏究相關的角度來理解，我覺得“澳門學”，首先是一種關於澳門的學問：以澳門歷史及社會、文化、經濟的結構功能形態為硏究對象，探討澳門這一特定區域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個案意義，從而豐富對人類和諧發展可能性的某種規律性的揭示。

顯然，澳門學不等於澳門歷史的硏究，它包括澳門的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包括澳門特有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和經濟方式，包括這種結構、形態和方式的形成歷史，發展規律以及特定的功能意義。在這樣的理解中，澳門文學的硏究在整個澳門學中並非可有可無。澳門文學作為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理應成為澳門學中的一個分支。

誠然，澳門缺少在整個漢語文學界卓有影響的經典作品，缺少能夠代表漢語文學向世界文學發言的作家和詩人群體，缺少被普遍承認、富有生氣與活力的文學團體和文學出版物。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澳門文學在整個漢語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就理應處理為歷史的缺席者。

於文學史未曾缺席

一方面，澳門文學在漢語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不僅並未缺席，有時候還起着巨大的歷史鏈接作用。有硏究表明，抗戰時期，許多新文學家以澳門作為集散地，對於新文學在狼煙四起的時代的接續性發展，澳門進行了很好的歷史連接。另一方面，在文革如火如荼的日子裏，內地固然已經容不得發表“紅太陽文學”以外的各種文學作品，就算是香港，也因“紅”、“白”兩種傾向互不相容的劍拔弩張態勢而使得中間狀態的寫作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於是，不少香港和內地的文學家以相對溫和、平靜一些的澳門為發表平台，從而又一次使得特定時段的澳門在漢語新文學歷史的特定環節起到過重要的時間與空域的鏈接作用。對於澳門在充任特定時期漢語新文學歷史鏈接點的作用，學術界尙少關注，更少硏究成果，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探討。

就算把這樣的鏈接作用作為一種潛在的歷史擱置於一旁，澳門文學的特定生態也還是具有相當突出的文化個案意義。澳門文學一向不為澳門硏究界所重視，這是不正常和不應該的，它體現着對澳門文化構成和澳門文化特性的一種歧解，在澳門學建立以後應須彌補。

原始純樸體現生活

為什麼要彌補？從何渠道彌補？這就需要進入澳門學概念的第二層認知：澳門特定文化在世界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個案意義。澳門學之所以能成為一門獨立的以及相對完備的學問，與澳門這一區域的社會、文化、經濟的獨特性相關，這種獨特性又在世界普遍的文明進程中具有個案意義。個案意義上的澳門文學，其形態特別，特定的生態具有相當的認識價値。澳門自由、開放以及相對逼迫的社會環境，決定了所有的文學事業通常在民間化、非意識形態化和非經典化的意義上進行，這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學生態，相對自然，跡近於文化原生態。這樣的文學生態自然有相當的缺陷，最明顯的就是，經典性程度差，卓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少，難以形成氣勢與影響，在整個漢語文學的過程中似乎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從一般的文學史觀審視澳門文學的結果。

澳門文學生態的個案意義，使得任何一般性的史觀都並不適用。文藝是一定人群自由地、審美地表達自己的情志能量的行為，就像體育是一定的人群自由地、審美地施展自己的身體能量的行為；這兩個活動後來被引向競技，引向極限型的比賽，是一種自我異化的結果。體育的原生態顯然與競技無關，文學的原生態也同樣與作品的經典化、作家的明星化無關，它應該掩滯於民間，沉潛於個我，怡情悅性之外綻放各自的才情與魅力，以此體現不俗的趣味。只有這樣的文學才會遠離意識形態化的危險，才會遠離被名利包裝和戕害的危險，只有這樣的文學才具有原生態的樸實與絢美。在整個漢語新文學的空間架構中，只有澳門的文學呈現出這樣的生態。因而它的個性價値非常突出，它在理論意義具有燭照世界文學乃至世界文明的穿透力。

新舊文學並行不悖

澳門學揭示了人類文明和諧發展的巨大可能性和內在的規律，學者往往通過宗敎等社會文化形態來說明。其實，通過文學也同樣可以說明。澳門不僅是文人相輕風氣最為淡漠的地域，也是文人與社會各式群體（包括藝術家）融合最密切的區域，更是新舊文學和平共處、並行不悖的和諧之地。總體上的和諧構成了澳門文化和文學的基本生態特徵。這種和諧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包括漢語文學演進史上的一個獨特而有意義的標本，其中的緣由與規律需要總結。

我們需要通過澳門文化和文學如此和諧生態與環境的個案硏究，從理論上總結出：文化和文學的和諧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必然聯繫；文化和文學的和諧與社會政治風貌之間的必然聯繫；文化和文學的和諧與社會心理機制條件的必然關係；文化和文學的和諧與文人人生狀態、文人性格之間的某種關係；文化和文學的和諧與特定的文化地理之間的某種聯繫。這種種關係的理論解決，便迫近了澳門文學和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這樣的規律性揭示，對於在世界範圍內營構和諧的文化環境和文學生態都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一般理論難以詮釋

顯然，對於澳門文學生態的如此特性和如此規律，一般的文學理論已經無法闡解甚至無法接近，需要探尋一種新的文化生態和文學生態理論加以釋繹。其實澳門幾乎所有重要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現象都是如此，一般的專業理論已經不能適應對它們的解釋，必須探尋一種特別的理論迫近這些對象和現象；這種特別的理論並非為澳門所量身定制，它須從澳門這一特殊的個案，對於一般的學術理論有所修正，有所補充，有所更新。這是澳門學深入展開之後的一個理想的境界，同時也是澳門學為世界學術界所能作出的一種貢獻。

總之，澳門學面對的雖然是澳門本身，但是它的學術意義如果僅僅局限於解釋和說明澳門本身，則澳門學形成和發展就失去了理由和意義。澳門學硏究須自覺地將澳門定位為中國乃至文明進程中的一個有價値的個案，這一個案的規律性解讀與理論性揭示應該對建構人類和諧、健康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秩序具有某種啟示作用。在這樣的設計中，澳門文學不僅不是可有可無，而是相當典型的一個構件。

澳門大學中文系 朱壽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