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博彩業硏究的創新力作 ——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序

澳門博彩業硏究的創新力作

——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序

一

中國最早的賭博肯定不是起源於澳門，但澳門成為中國的賭城在歷史上卻是唯一。賭博，講的體面一點，稱之為“博彩業”，其在澳門歷史上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明清之際澳門葡萄牙人的海上貿易。在大多數國度和地方，賭博僅是諸多社會問題之一，而在澳門，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直至今日，賭博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問題，而是經濟、是文化，乃至政治，甚至可以說，是澳門歷史發展的中心問題。

國人好賭，出自天性；而國人又無宗敎之罪戒，乃至貪慾錯亂，以博為榮。故明末顧炎武言：“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者矣。”清前中期，國家禁賭甚嚴，賭風稍斂；嘉道以降，政府依賭餉為其財政來源，故導致賭風日熾，其中尤以粵省為最。據道光時遊歷廣東的湖南學者周壽昌記錄：當日廣東省內番攤、花會和闈姓等賭博，“列厰投票，官役日榷稅焉。時自旦及昏，人自士庶男女老幼，無弗博者”。迨至晩清，清政府對賭博弛禁，時人鄧承修稱：“闈姓投票之人，則自縉紳大夫，以及農工商賈，婦孺走卒，莫不罄盡其所有。”即使海外華人亦復如是，梁啟超在美國和加拿大時見美洲華人“幾無復以業賭為恥者，謹厚君子亦復為之。”又稱“以賭博為一專業，幾於無家不賭，以區區溫哥華埠，而番攤有二十餘家，白鴿票厰有十六七家，他埠亦稱是”。足見華人好賭，絕非誣也。

澳門人口比例，開埠之初，外來人口多於華人，但至17世紀後，華人逐漸超過葡人，至清中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華葡人口比例大體相當。但到太平天國運動及廣東天地會起事之後，流入澳門的華人人口大幅增加，而葡人人口減少，澳門遂成為一完全以華人為主體的城市。是時，澳門不僅在人口上以華人為主體，華人經濟亦逐漸佔社會的主導。到對清政府採取強硬對抗手段的亞馬留主宰澳門政府時，將賭博合法化，以求解決澳門的財政困境。從此，澳門之賭博一發而不可收拾。亞馬留的開賭在當時也許只是一種權宜之策，但以賭博合法化而給澳門政府帶來的滾滾財源使澳門經濟完全改觀。於是乎，以賭為業，就成為澳門歷屆政府的旣定之策。番攤、闈姓漫天而來，秦樓楚館遍地林立，賭業日盛一日，賭餉年高一年。從此，賭博變成澳門經濟之生命線，以至須臾不可或缺。晩明時期，澳門以其天主敎的發展被人稱之為“遠東的梵蒂岡”；晩清，澳門又以其賭業之繁榮被人稱為“東方的蒙地卡羅”。梵蒂岡與蒙地卡羅，西方文明的兩大“聖地”，被同掛冠於澳門城頭，榮耶？恥耶？

二

澳門旣為賭城，故博彩業幾乎是澳門人最為關注的問題，因為她是晴雨表，故云：“興亦博，衰亦博”。澳人對博彩經濟的硏究也是花了很大功夫，不論是政府還是大學。然而，仔細翻檢，卻發現，硏究澳門博彩史者，十分罕見，偶一涉及有之，不過是“通史”中的一節罷了。但所述史實之錯訛，公佈資料之不可靠，幾乎是每一部“通史”的“通病”。以余之陋見，對澳門博彩史展開眞正意義的嚴謹、科學的學術硏究，海內外凡三：何漢威、趙利峰及本書的作者胡根。何漢威，則應是開創廣東、澳門博彩史學術的始祖，他的三篇長文《清末廣東的賭博與賭稅》、《清末廣東的賭商》及《廣東進士賭商劉學詢》，可以說是極具原創性的學術論文，將廣東、澳門的賭業與賭商納入近代經濟史硏究的框架之中，從而理清近代官商之關係，賭、餉之關係。徵引史料之廣博，學術視野之開闊，實在令人感佩。漢威兄是我的好友，謙謙君子，虛懷若谷。對我的兩位治博彩史的學生趙利峰及胡根影響甚深，在很大程度上，我認為趙、胡兩位的博士論文都是在漢威兄三篇巨論的啟示與指導下完成的。當然，後者在許多方面超越前者，這亦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趙利峰《晩清粵澳闈姓問題硏究》，一部30餘萬字的博士論文，其選擇晩清粵澳博彩業的一部分，將闈姓彩票發展史的硏究推至極致，成為澳門史硏究中頗具典型的硏究成果，獲得學界的一致好評。胡根的這一部近50萬字的《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則是集前兩家之大成而又有大量增補之力作。胡著對澳門近代博彩檔案、文獻史料開拓之深，搜尋之密，辨析之細，多有發人深省之處，常常出人意表。

三

胡根原從業於澳門新聞界，記者出身，跟我讀碩士時，年齡已經不小，但其轉入史學之門後，讀書勤奮，治史認眞，可謂澳門學生中的佼佼者。我記得當年輯錄《澳門憲報》中文資料時，主要就是胡根在澳門歷史檔案館天天看，天天讀，日夜揀選，是他完成《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1-1911》一書的第一步工作。正是因為這一“原始積累”，他的博士論文《澳門近代博彩業史》才得以有扎實的史料基礎來支撑。翻開這部近50萬言的《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徵引《澳門憲報》之中葡文資料處處可見，有些章節的資料幾乎全部來源於該報，可以說，對《澳門憲報》中的中葡文史料的深入開拓、發掘及利用，成為胡著的一大特色。我常對學生們說，《澳門憲報》是澳門近代經濟史硏究的史料淵藪，要硏究近代澳門，不在憲報上下功夫，其成果是不可信的。胡根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在《憲報》上下功夫，故能對漢威兄的大著有所超越。當然，胡著所長，絕僅非史料之長。作為中國第一部《澳門近代博彩業史》而言，其可圈可點之處至少有三：一是史料豐富，內容詳瞻；二是完整系統，面面俱到；三是行家講行話。特別是第三點，因為硏究博彩史，如果不懂博彩，所行之文，所叙之事，必有許多難以盡達其意之言辭，而胡根這一點做得恰到好處，反映了其對博彩業之熟悉。我認為寫得最有價値及原創性最強的是該書的第五、第六兩章，這兩章對澳門博彩制度的變化、發展及政府制定的保障博彩發展的相關措施進行了有說服力的分析，用行家的眼光透視博彩規章的內幕，發前人所未發，言常人所不能言者。對很多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法規條文，胡根卻能一語中的，鞭闢入裏的展開分析，且探幽發覆。如“選擇性的開標”、“制止向承充人抽收稅餉”、“賭商要求獨家經營引起的修章”、“明喊與暗票競投方式的轉換”、“舖票與闈姓捆綁競投”等章節，均寫得十分精彩。還有一點仍値得一提，胡根的外語並不算好，葡語學過一點，僅入門而已，但他卻堅持開拓與發掘葡文檔案，在友人的幫助下，他的外文資料的使用也為其專著增添了不少色彩，這眞有點王國維的精神，跟日本人學了一年半的英語就將《浮士德》的詩句譯得“精”“神”並備。胡根在曁南大學學習六載，每周都是利用休假日來廣州上課，晨鐘暮鼓，寒暑易節，從未間斷和缺課，始終孜孜以求。執着的學術追求，這也是胡根博士之所以能完成這部高品質著作的重要原因。總而言之，一個非歷史專業半路出家的新聞記者，能完成一部如此厚重扎實的純學術的澳門博彩史著作，殊屬不易。我想，這其中的艱難與苦澀只有其本人心知。當然，胡根的這部著作並非沒有缺點，該書的第七、第八章完全可以寫得更好一些，第七章除第一節寫得較飽滿外，其他六節都有點像走過場，只是羅列現象，而沒有將各種現象發展繁榮的原因與博彩業聯繫起來，聯繫只體現在標題上，而未見於行文中。第九章談賭商也只是列舉了一些人物，論述其地位時，很少筆觸分析，全書到此，似有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之感。當然這只是我個人並不成熟的認識。

四

澳門史硏究應向近現代史領域拓展，這是我七八年前發出的呼籲。澳門古代史雖然還有很多事可做，但主體的文獻檔案資料已經公佈，主要的歷史史實已有人展開硏究。雖然爭論至今不息，但新的東西已日漸稀罕。而澳門近現代史則不然，主體的文獻檔案尙存於各地館藏之中，學術硏究的空白領域還大量存在，以至一般性的基礎史實尙不為人所知。因此，硏究澳門近現代史，前景廣闊，大有可為。胡根的《澳門近代博彩業史》應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這先行的一步，無疑有助於對澳門近現代史硏究的推動。胡根與我，亦師亦友。胡根能在澳門歷史硏究中取得今日之可喜成績，實令人欣慰。我最希望的是，胡根的澳門博彩史硏究並不就此止步，民國澳門之博彩，現代澳門之博彩，還有多少未知的秘密需要探尋、硏究，還有多少模糊不清的史實需要花大力氣予以澄清。我希望胡根能擔此大任。

(編按：本文為湯開建敎授為胡根著《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寫的序言。題目及分段均為編者所加。)

湯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