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下的高等敎育 林柏儀

經濟危機下的高等敎育

林柏儀

經濟危機下的高等敎育

根本來說，面對經濟危機，我們更需要“眞正的民主”！社會科學的常識吿訴了我們：不同階層的人們將有着不同的利益，也將自此形塑不同的政策。因此，面對危機，我們更要讓人民有更多的公開討論和參與，來決定如何因應問題，來討論這些改革措施誰會獲利？誰會受害？如何做才是合理？唯有更多的人們投入政治經濟的思辯和行動中，才能開創出屬於普遍人民的利益。

3月20號，我走在倫敦的街頭。第一次站在首相官邸唐寧街十號前，不是為了觀光或遊走，而是和五百多位來自英國各地的敎師、職員、學生們，一起喊着：“No Ifs, No Buts, No Education Cuts!”

焦慮和不滿瀰漫在每個參與者的臉上，我系上的年輕敎授Alberto，也參加了這場行動。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從專門報道英國高等敎育狀況的《倫敦學生報》（London Student）這兩個月來的重點新聞，或許可以看出些端倪。

英國高敎經費，恐刪減三分之一

“倫敦大學King’s College將裁減200位敎授職缺，機械系被宣佈裁撤！”、“英國政府將刪減各大學補助共449,000,000英鎊”、“學費將調高到一年5000英鎊？智庫主張調漲55%的學費，來塡補大學財務缺口”、“Sussex大學學生反預算刪減，佔領學校頂樓抗議”……這些訊息，充斥在近期英國相關報章的標題中。原因無他，在經歷了前年的金融危機後，為了弭平投資失敗、赤字和稅收不足等問題，英國政府打算大幅刪減各種公共服務預算，其中又以高等敎育部門首當其衝。甚至有消息指出：“政府打算刪減25億英鎊（約300億澳門幣）的高敎補貼，等同於三分之一的高等敎育預算之多。”

一時之間，整個英國高敎圖像是：政府砍預算，各大學則乖乖地順着政府邏輯，打算展開大規模裁員，預定將裁撤共數千名的敎授與職員，來精算“成本效益”；並且鼓吹提高學費、加收得付三倍學費的國際學生，來“開拓市場”。特別是不合乎市場需求的基礎人文學科，更是岌岌可危。就連老牌名校倫敦大學 King’s College哲學系，近來就有三位正職敎授遭受裁員，所有人文學科敎授被要求“重新申請敎職”，由校方依表現決定去留。

相對應的，是日趨憤怒的敎師和學生。儘管英國的學運社運在歐洲裡向來相對不激進，但這學期以來，在Sussex、Aberdeen、Westminster 等數個大學，已出現了學生進佔（sit-in）敎室或行政大樓的抗議行動。Sussex大學更有數名學生因抗議被逮捕，一名學生遭起訴，六名被懲戒“不得進入學校一個月”。3月29日各大學敎師工會發起聯合罷工、罷課。較有激進傳統的蘇格蘭地區，在格拉斯哥，也出現了上萬人上街抗議政府打算裁減公共部門人力。

把經濟危機的元兇當解藥⁈

面對各種不滿，政府或校方總是以“我們也不希望如此，但因為財政危機，實在不得以”來回應。但實際上，與其說這些刪減經費的私有化措施，是一項“不得不的選擇”，不如說，許多其實是政府集團早有意推動的政策趨勢，乘這混亂危機之際，挾持人民得接受。

把歷史縱深拉長，不難發現，這套“提高使用者付費”、“減少公共服務支出”、“市場化能提高效率”的政策邏輯，早從80年代的戴卓爾夫人及里根時代，以英美為中心，進一步席捲了全世界。自此之後，不論是在經濟復甦，或是經濟蕭條的時機，順着這套“新自由主義” 邏輯行事，彷彿都成了各國政府施政的唯一考量。

然而，盲目信奉此套敎條來施政的結果，往往是不良影響遠高於原本宣稱的益處。社會科學學界已有越來越多的批評，透過對中南美洲、東歐、俄羅斯等急速私有化過程進行實證硏究，發現“盲目私有化，結果往往只是圖利富有階層的人們，加大貧富差距，對整體經濟發展卻沒有幫助。”

但是，儘管其造成的問題重重，甚至導致了當前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這些“新自由主義”敎條的回應，竟然是：“會出現經濟問題，就是因為政府還是介入太多，應該要更加地依循自由市場！”如同把問題的來源當成解藥，吃出了問題，還要受害者再多吃一些！

這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東亞，不論是香港、澳門或台灣，都有着類似的趨勢。以台灣為例，從90年代以來，政府以“自由化”、“提升競爭力”之名，持續推行的企業減稅浪潮、公營事業民營化、公共服務私有化（如持續不斷的調漲學費），和開放私人資本經營銀行和媒體等措施，造成的結果究竟是提高了競爭效率，還是營造更多政商勾結的機會、強化了大財團的壟斷實力？後者的質疑聲音已越來越多，但政府卻絲毫沒有改變方針的跡象。從前年遭遇金融海嘯起，只是提出一連串有利資本家的“救市方案”，而未曾思考經濟危機的根本來源問題。

面對經濟危機的根本方式

或許，最根本需要澄清的是，面對經濟及財政危機，將公共服務商品化或私有化，並非是唯一的出路。舉例而言，英國大學敎師工會（UCU）近日就公開發表政策報吿，主張“面對敎育經費不足，應該是要提高向企業課稅，來替代掉收取任何的學費。”他們強調：“企業能從大學培養的人力獲取巨額利益，應該要增加負擔這些成本，但目前英國的企業平均只需繳納收入的28%成為稅賦，遠低於其他G7國家平均是32.8%。”簡言之，面對財務危機，根本之道是要“開源”，要有錢人負擔責任，而不只是殺雞取卵地盲目“節流”。這樣的思維在長年以來大企業多半得以免稅，稅基極端缺乏且不公的“東亞發展型國家” （East Asia Developmental State），更是値得借鏡。

除此之外，人民的抵抗行動，也是影響危機結果的重要關鍵。近來歐洲面臨嚴重金融危機的希臘，政府主張要大規模裁減公務員，甚至要推行諸如80年代以來從中南美洲開始、導致其日後長期經濟不穩定和兩極化的“結構重整”（Structural Adjustment），依據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將所有的公共服務市場化和私有化。然而，希臘人民的回應並非是順從，或視其為“不得不的選擇”。相反地，希臘近一個月來發起了三次的全國性總罷工，反對政府刪減任何人力，清楚地將問題來源歸因為金融資本和政府本身。在人民的積極抵抗下，已漸漸逼使政府和歐盟必須另尋出路，而非拿基層百姓開刀。儘管程度可能有限，但希臘近期的危機會如何發展，還在未定之數。

這些“另類”主張儘管多數都被金融、企業集團，及主流的經濟評論者稱為“將加深經濟危機”，但有趣的是，這兩年來經濟危機、金融海嘯不斷的源頭，不就是這些一直主張“自由放任”的投機集團所創造出來的嗎？怎麼遊戲順利，是他們賺大錢，遊戲出了問題，就是基層勞工該被裁員？人民百姓得負擔成本？

根本來說，面對經濟危機，我們更需要“眞正的民主”！社會科學的常識吿訴了我們：不同階層的人們將有着不同的利益，也將自此形塑不同的政策。因此，面對危機，我們更要讓人民有更多的公開討論和參與，來決定如何因應問題，來討論這些改革措施誰會獲利？誰會受害？如何做才是合理？唯有更多的人們投入政治經濟的思辯和行動中，才能開創出屬於普遍人民的利益。

如同一位在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唸書的學生，上個月在報章上公開批評學校，竟不讓學生參與旁聽學校的財務規劃會議。他說：“他們在討論着我們的未來，但我們甚至連被允許見證的機會都沒有！”但願，在人們的積極努力下，面對危機，將是“我們來討論我們的未來”！

（寄自英國，作者為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林柏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