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七一”看遊行的身體政治學 在遊行中，身體是政治遊戲很重要的主角。

從香港“七一”看遊行的身體政治學

在遊行中，身體是政治遊戲很重要的主角。

今年7月1日，香港的愛國團體早上辦“大巡遊慶回歸”，並在大球場舉行起步禮；當天下午，由數十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陣，也舉行“七一大遊行”。雖然兩者形式迥異，立場壁壘分明，但兩場遊行所呈現的，都是攸關身體管治技術的政治學。

一

早上，是一場身體美學政治學的巡禮。張開眼睛，鮮紅、翠綠、粉紅、蛋黃、海藍等等顏色非常醒目地圍起一幅彩圖，圍住草坪。這些顏色不是雜亂無章隨便擺放，它們經過精心安排，非常有秩序的被排列着。然而，這些顏色並不是油彩，而是一個個穿上不同顏色衣服的身體，說穿了，是身體被排列着，而不是顏色被排列着。是身體被安排穿是染顏色的衣服，站在或坐在被安排的位置，一幅氣勢磅礴的政治畫面油然呈現。

身體，經常都是政治技術實踐的對象。像7 月1日的“大巡遊慶回歸”，透過身體本身去呈現政治力量的“壯麗”行動，多如牛毛。譬如去年8月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大導演張藝謀利用人海戰術的威力，將一個個身體變作活字印刷的“字粒”，來呈現中華文化／文字的博大精深；又譬如，朝鮮每年國慶9月9日，不可缺少的一幕是，成千上萬的女性穿上軍裝，步伐整齊地大邁向前。這裡頭，身體不僅是朝鮮軍事力量的象徵，更重要的，是他們突出了女性的身體。女性的身體，從來都是柔弱嬌嫩的象徵，但在朝鮮，連女人的身體都可以如此剛烈強健，男人，更不用說啦！朝鮮領導人成天掛在口邊的“主體思想”，結果還是要依靠身體的有序和統合，才能顯示威力。

如果大家不健忘，應該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狂人希特拉的納粹閱兵儀式就跟今天的朝鮮很像（其實，全球各國的閱兵都大同小異），都是步履同調、身穿劃一軍服，並以數以萬計個看起來“一樣”的身體的大集合，作為力量的凝聚和呈現；德軍攻陷巴黎，操進凱旋門，踏在香榭麗舍大道上那一幕，直到今天，仍然是法國人的痛苦烙印。法國人的痛苦烙印，並不僅是國家打敗仗這個抽象的概念，德軍踏在香榭麗舍大道那一幕之所以刻骨銘心，是一支由一個個身體組成、井然有序、每一步踏在大道石路上都鏗鏘有力的軍隊所呈現的國家形象和力量，對照當時潰不成軍和虛弱的法蘭西，一個多麼大的恥辱！

這種以控制和安排人和物去建構一個統一意志的方式，起源自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國希特拉二位獨裁者，因此，這種模式也被稱作“法西斯美學”。其呈現的領域不僅限於身體、還有繪畫、電影、音樂、戲劇等等。

美國著名作家和評論家Susan Sontage在文章《迷人的法西斯》（Fascinating Fascism）(註一)中指出，法西斯美學是在從對情境的控制，使服從行為和狂熱效應的迷戀從中得到發揮。她更認為，有催眠術的領導人或領導力量，將人集結成群，去達至這種美學效果，也是法西斯美學的構成部分。當年，Susan Sontage以“迷人”一文批評德國導演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電影《奧林匹克》，是對暴力美學的批評。然而， “迷人”一文沒有直接點出身體在法西斯美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後來不少評論者都加以補充了，其中，上海學者顧錚於《在藝術與政治之間：Leni Riefenstahl的電影美學》(註2)一文中評論到《奧林匹克》的時候就直接指出：“這種對由力量與速度所體現出來的禮贊所體現出來的Leni Riefenstahl的審美觀，正好應和了納粹的身體美學觀與種族主義美學。”

不論是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運動員，或是納粹閱兵隊伍中的軍人，一個個身體都有序地排列，構成了壯觀和整齊的美，最終，那背後是一種暴力的美，一種種族主義的法西斯美學，運動員或軍人本身，已經消失了。人作為主體的性格，在這裡消失了。

回到7月1日香港大球場，由各大中資機構的職工、商會的成員、學校的學生、同鄕會的鄕里所組成的彩色海洋，也是非常壯麗及整齊，它所要意涵的，不僅是一個普天同慶的回歸巡禮，更重要的，那是一個集體意志的呈現，一個集體向國家效忠的呈現，而在這裡頭，身體和個人，也都消失了。

二

到了下午，在民陣舉辦的“七一大遊行”中，觀察到的，是一種治理身體技術的政治學。由於天氣酷熱，大多數人按照身體的需要，穿上比較能散熱的白色或其他淡色衣服到達維園。這正好應了尼采的感悟：“身體是一個大理性。”然而，政治權力者對於這一群理性的人，卻是不放心，最好，他們明年不要再上街了，於是，另一種攸關治理身體的政治技術出來了。

那是一個酷暑的下午，陽光直逼，對任何身體來講，就算穿白衣，但留在烈日下半個小時，都是難熬，甚至會產生其他身體反應，譬如中暑。然而，這一天，香港警方採取了一些對於身體的管治技術；也許是偶然，也許是警隊背後有高人指點。

攸關身體的硏究，可以追溯至二位德國的哲學大師：現象學鼻祖胡塞爾(E. Husserl)及尼采(F.W.Nietzsche)。胡塞爾的“身體感” (corporeality)，啟發了法國的梅洛龐蒂(Merleau Ponty)發展出身體現象學的硏究(註三)；而尼采對於身體的關照，讓傅柯得到靈感，更具體的分析政治技術對身體的治理；而後者對於身體政治學的硏究，到了今天，偶然或必然的，居然顯見於香港警方對遊行隊伍的治理上。

遊行路線依舊，從維園出發。然而，當隊伍出了維園，要向銅鑼灣崇光百貨邁進之際，警方就突然在那裡設了人流管制，將路線收窄……一些遊行人士就大喊： “從 03年到08年的遊行都沒有這樣的管制，今年為什麼這樣？”前線警方只是執行任務者，默然回應，防線依然架起。現場人士儘管不滿，但步伐還是必須遵照警方的秩序。

除了維園前突然收窄路線，減緩了每位遊行者向前的步速之外，今年，警方還利用了紅綠燈的技術，對遊行人士設下重重障礙。以往，警方為了讓遊行儘早結束，通常都會讓隊伍順利前進，事先將各路口攔住，頂多在一、二個大路口稍為開放，讓路人過馬路。但今年，情況就非常特別，警方幾乎在每個路口都依照交通燈指示而停止或放行，只要亮起紅燈，遊行隊伍便要停步，理由是“要照顧到其他市民利益”。這使得本來從維園到灣仔只有二、三公里的距離，每個身體都要在烈日下花一個多小時才走完。如果按照今年主要大學硏究機構的統計數據，遊行人數約有三萬，但奇特的是，到了下午五點，留在維園等候出發的最後一批人才啟步，這跟往年的經驗，有所落差。

根據媒體報道，從三點就開始聚在維園被曝曬二個小時的市民，一些因為不耐煩或身體感覺太熱而走掉了，少數因身體不適而暈倒，送到醫院，還有不知多少，會因為今年曬得那麼厲害，決定“明年不來了”。

從遊行路線的收窄、從每個路口均按照紅綠燈而前進或停步，均明顯看出，這是警方依靠技術來控制身體“前進的步速”，從而拖慢遊行進程，拖慢遊行進程的目的又是什麼？這和以往警方希望遊行盡早結束的管理思維不太一樣，那是一種對“體溫的忍受度”的挑戰。當遊行速度拖慢了，站在維園三十一度烈日下的身體體溫會急速上升，就算沒有暈倒在地，也會感到非常不舒服，這種身體對外界直接的感覺，用Merleau Ponti --Ponty的分析，會影響到思維，就是說，可能會影響到認知思維對自己說：“明年不來了。”

從身體美學到治理身體的技術，都是政治權力者希望利用身體去達成某個想法時所採用的技術，然而，在這裡頭，身體本身也是理性的，不必然會完全按照權力技術的部署而進行，身體也會有自己的部署，關於這一部分，以後有機會再向讀者介紹。

註一：Susan Sontag, Fascination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New York, 1980, pp.73-105

註二：顧錚，“在藝術與政治之間：里芬施塔爾的電影美學”，《現代性的第六章面孔：當代視覺文化硏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p.88

註三：Edmund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Book 2: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e Schuwer trans.,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謝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