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澳門 大歷史 建構澳門學之我見

小澳門 大歷史

建構澳門學之我見

自十六世紀初葉開埠以來的四百年餘年間，澳門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對外開放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區”，在地理上是華洋雜處的繁華都市，在文化上是東西彙集的繽紛舞台。作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文化交流平台，多種文化在這個平台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包容，形成了澳門具有開放性和國際化、寬容性和多元化、互動性和諧衡化特點的多元文化。

自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祖國之後，“一國兩制”下的澳門在經濟上一直秉承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發展戰略，處在國際經濟和文化交流的前沿。同時，澳門作為一個小而多元的微型社會，以繼承和弘揚已有的文化價値、文化傳統、文化特色為基礎和歷史起點，探尋着新的發展路向和發展模式。中西合璧、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特色依然風韻猶在。澳門雖地處狹小，卻承載着中西交融的大歷史，容納着中西合璧的大文化，這使澳門文化成為中華文化大系統中非常特殊的地方區域文化。

歷史與社會關聯性

因此，“澳門學”的構建具有不可忽視的範式意義。環顧中國地域文化學領域，“敦煌學”早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熱門學科，是硏究文化早期東西交流的一門成熟顯學。澳門學作為一門有待展開的學問，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中，注重的則是後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與敦煌學具有重要的對照與互補意義。與此同時，澳門學更凸顯澳門硏究與中國學界以至全球學界所關注的重大歷史文化及社會發展模式問題的關聯性，注重澳門本土文化建設對於人類發展的貢獻。

一、小澳門，大歷史：澳門學的命名

澳門學不是地區學，也不限於政策硏究，而是以大歷史的眼光進行的系統化的澳門硏究。在敦煌學硏究中，學者往往將敦煌學放到整個東方文化中宏觀把握，旣對古代文化史中前期文化發展進行東西方考量，也對文物、文獻本身作細緻的考訂。對於澳門學的構建而言，敦煌學自有可供借鑒的一面，但二者亦有不同。澳門學是在地域和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中以中西文化為視角的硏究，同時深入考據文化遺產和歷史文獻，通過宏觀和微觀硏究的互為補充和共同發展，實現澳門學硏究在地域和歷史上的橫通與縱通。

守望相助和衷共濟

二、面向時代，面向經典：澳門學的意義

從政策硏究的角度來看，澳門學面向的是澳門發展的實際需要。澳門屬於微型社會，利益交錯，社會複雜，要促進澳門社會和諧，首先要鞏固澳門社會內部的和諧。在政治上，要建立“守望相助，和衷共濟”的穩定政治氛圍，在堅持行政主導的前提下，保證行政與立法、司法之間關係正常，實現有效施政；在經濟上，要有效調控博彩業發展，制訂並實施有效而長遠的發展戰略；在施政過程中，要堅持以民為本，助民解困，緩解失業壓力，扶助弱勢社群；在族群關係上，華裔和葡裔居民要融洽相處，包容共濟；在文化發展上，要延續澳門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特色，有意識的保留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這一系列的政策，都有賴於對澳門社會和文化的深入硏究。澳門學的構建，將有利於澳門政策的硏究和制訂，對於明確經濟民生和政策方向的統一，繁盛的外觀和內在承受能力的統一，未來演進趨勢和預先規劃鋪排的統一，區域合作因素和區內發展因素的統一，國際交流與文化保護的統一有不可或缺的指導作用，更對有效協調澳門社會各階層利益，營造澳門的社會和諧，有舉足輕重的現實意義。

聯接四方中西合璧

從理論硏究的角度來看，澳門學面向的是治學領域延伸和拓展的學術需要。在中西交通史上，澳門自明代中葉以後，隨着東西方貿易的展開而日顯重要，成為聯接海外、溝通東亞各國的著名商港。它旣是世界性貿易大港，也是東西文化交流中心，直接的貿易現實和間接的文化儲備、經濟與文化這種相伴相生的現象帶來澳門文化的特殊形態。由此帶來的具有傳承意義和弘揚價値的文化傳統或文化遺產，在澳門的物質和精神層面上均有呈現。這旣表現在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築、廟觀寺堂，又表現在中西合璧的宗敎和節慶婚喪的禮儀風俗，連同中西合璧的語言、音樂、美術、文學、戲劇，流傳至今的歷史文物和歷史文獻典籍，以及坊間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這一切都是澳門文化特殊形態的眞實寫照。

作為澳門龍頭產業的博彩業，歷史上亦幾經浮沉。回歸之後，如何使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和穩定繁榮地發展成為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重大考驗。林林總總，均是澳門學硏究涵蓋的範疇。澳門學對於深入挖掘澳門的歷史文化內涵，探討澳門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入硏究澳門的中西歷史文獻，深入探討澳門社會的多元共存模式，深入考察澳門的博彩業管理運作模式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窺見中國走向世界

三、政策硏究與理論硏究相結合：澳門學的範疇

（一）歷史文化硏究

澳門的歷史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從主體上看，可以劃分為華人文化、葡人文化、土生葡人文化；從客體上看，又能劃分為宗敎文化、民俗文化、建築文化、飮食文化、語言文化、詩歌文化、藝術文化、傳媒文化和博彩文化等，無一不是中西合璧、中西交匯的積澱之物，每種文化背後的細枝末節更數不勝數。從帆船時代的“東方的第一所西方大學”——聖保祿學院其後的聖若瑟學院，到利瑪竇等歐洲第一批學貫西中的漢學家；中國從澳門出發的第一批留學生，再到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孫中山的“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乃至今日繁盛的澳門當代文化，都是澳門文化和歷史的深厚蘊藏。

（二）以澳門為中心的中西關係硏究

中外關係史硏究是一個起步較早的傳統學科，澳門作為近代史上最早開埠的商港，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具有地標性意義。作為澳門學的一個分支，以澳門為中心的中西關係硏究，在宏觀的審視上主要從兩個角度着眼：一是從國家主權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硏究從西方侵略者將澳門逐步淪為殖民地，到澳門最終回歸祖國的進程。以澳門一隅窺見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所邁出的每一步伐（包括前進、後退和徘徊），總結和反思中國對外部世界認識的變化、中國外交在近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得失；二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以澳門這一“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仲介地，硏究中國認識西方、學習西方的過程，探討中西方從科學、文化到政治觀念等領域的接受和交流。兩種硏究視角相生共存，從而構成以澳門為中心的中西關係史硏究的統一體。

硏究族群文化異同

（三）文化人類學硏究

由於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經歷，澳門社會的族群亦有其特殊性：中國人、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共存，這一現象是値得文化人類學硏究者深入硏究的課題。土生葡人是澳門社會的一個獨特的居民群體，包括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後裔以及葡萄牙人與其他種族通婚而在澳門繁衍的混血後代。雖然他們自認葡人後裔，皈依葡式文化，根卻是在澳門。近年來隨着澳門和內地的交流溝通的日益頻繁，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亦開始在澳門趨於回歸，澳門的葡萄牙文化和拉丁文化特色漸處弱勢。對於澳門社會土生葡人和葡國文化的硏究和保存是澳門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文化人類學硏究的意義就在於對不同族群的物質遺存來復原各族群在澳門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面貌，考察澳門中國人、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群體的語言、風俗、生活習慣的發展演變和融合方式；探討各自族群發展與社會環境、思維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敎信仰的關係；比較澳門中國人、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的文化，硏究其異同，以及產生這些異同的深層根源，探尋他們在澳門歷史和社會中發揮的作用和存在的價値，乃至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意義。

讀透澳門有助決策

（四）政策硏究

政策的科學化與否是判斷政府提升施政能力的重要一環。在科學決策的過程中，需要對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民生、歷史文化、政策制度的深入硏究和了解。澳門學在政策硏究領域，就是以跨學科、多領域、全方位的綜合視角，對於如何提高管理社會事務、協調各利益關係、妥善解決諸如公務員行政改革、打擊貪腐、敎育改革、人力資源、城市規劃和集體運輸系統、產業多元化及提升自身競爭力、更廣泛地扶助弱勢社群等問題作出足夠的硏究。從而正確定位特區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的角色，通過對國際相似領域和周邊地區政策和經驗的探索，討論澳門政府各部門現有各項政策和體制的利弊，給出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合理建議。

四、立足原典，以小見大：澳門學的硏究方法

（一）以小見大的硏究方法。澳門是一個小而多元的微型社會。澳門學硏究中以小見大的硏究方法就是通過小澳門硏究大歷史，通過小澳門硏究大文化，從小小的澳門硏究折射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化的發展。澳門由簡單而封閉的小漁村成長為一個複雜而開放多元的國際都會的歷史進程，是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現代轉型的代表，也是世界多元文化共融的典型。從某種程度來講，作為整個現代社會發展的一部分，硏究者可以透過這座濱海小城的硏究看到整個現代社會整體結構的更新與變革；也只有把澳門硏究放到民族文化和國際文化更廣闊的視野中，才能夠在這些歷史和文化硏究中探索出澳門地區的特殊化和人類文化的普適性特徵。

整合資源科硏立項

（二）立足原典的硏究方法。在澳門開埠至今的四百多年歷史裏，中西文化激蕩交匯，積累了大量的歷史文獻，這些文獻資料涉及澳門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等範疇，包括中文、葡文、拉丁文、英文等多個語種。澳門文獻內容複雜，形態多樣，是構建澳門學、硏究澳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源和基礎。澳門學硏究當立足原典，以求眞的眼光整理、硏究現存的歷史文獻，以跨文化的角度見微知著，透視澳門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化硏究領域中的重要學術價値。

（三）系統建構的硏究方法。澳門學作為一門系統龐雜的學問，涉及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文學、藝術等學科，幾乎涵蓋了社會、人文科學的方方面面，甚至亦涉及自然科學。因此，澳門學硏究，必須整合各學科的力量，分工合作。這就需要堅實的硏究團隊、充分的人力資源和有效的資金支持。對澳門學中有價値的課題，應當以科硏立項為基礎，項目招標，以滿足澳門學硏究的人力和財力資源。

政策專業硏究結合

（四）宏觀戰略引導下的具體問題具體硏究。從學科建構的戰略思維來講，澳門學將澳門歷史、文化置於中西文化視野的硏究是一種宏觀的學科策略，對於澳門具體歷史階段、社會現象、經濟狀況和文化風貌的硏究以及具體文獻的考據，則屬於具體問題具體硏究的微觀範疇。

五、小結

中國已有徽學、藏學、敦煌學等以地域文化為硏究對象的三大顯學，澳門學的構建在現代學術話語中已然超越了地域學的範疇，以大歷史、大文化的眼光對澳門硏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澳門學硏究期待政策硏究與專業硏究的結合，期待學院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結合，期待時代精神與歷史意識的結合。正如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所言：“不要為了時代而忘記永恆，也不要為了永恆而忘記時代。”

龔 剛

（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導，《澳門人文學刋》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