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冇彎轉?
社會反響:和平訴求 暴力不接受
【本報消息】“五·一”遊行演變成激烈警民衝突,社會迴響極大,茶樓食肆、互聯網、傳媒充斥着各種各樣的意見、討論,為甚麼慣以和諧、包容性強自豪的澳門,近年民怨沸騰,和平遊行屢變警民衝突,越演越烈,有彎轉嗎?社會意見一致認為,和平表達訴求可以,訴諸暴力不能接受。學者指出,解決深層次問題須從制度民主化入手,讓更多不同階層人士進入權力核心;以和平、文明的政治角力,代替水炮、石頭衝突;強調建立良好制度需要時間。
路線爭拗成惡性循環
繼○七年“開槍”後,今年“五·一”遊行動用水炮,激烈程度升級,轟動整個澳門,香港等地傳媒都廣泛報道,昇華成“國際事件”,互聯網更有大量“自製”的消息、影片、討論,除“誰對誰錯”,各執一詞,更引發澳門人對社會矛盾有更深入的探討,百花齊放。
有意見認為,遊行原意及規則被暴力破壞,遊行人士、警方、澳門都是輸家,“外人看着高興,自己想着心傷,澳門在外地人心中是怎樣的地方可想而知!”公民力量理事長林玉鳳指“五·一”遊行衝突事件關鍵是“新馬路之爭”,問題十分“老土”,路線爭持似演變成政府面子被衝擊的問題。大衆不希望遊行影響社會秩序,但只有冷靜、和平的遊行示威才有最小的影響,警民爭拗對整個社區、社會都造成很大損害,“團體申請、政府拒絕、團體改變路線堅持原意、警方阻止前進”是惡性循環,建議政府放下部分“面子”及“路線之爭”,以警力絕對有能力做好維持秩序的工作及部署,否則最後受害者只是澳門社會。
憂被利用作政治籌碼
也有意見指出,暴力固然不對,畢竟是少數,弱勢社群不見得都去遊行,其訴求不應被忽視。有街坊更直接表示,現在澳門社會是“同甘苦易,共富貴難”,一切問題皆由利益分配不均而起。有中產人士稱,“五·一”遊行變了質,已由表達訴求變成政治鬥爭,憂心部分人士被利用,成為別人的政治籌碼。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課程副教授陳卓華分析,近半年浮現了黑工、結構性失業、樓價高企、中央儲蓄制度臨時名單風波等衆多社會問題,加上萬九公屋未見端倪,引發社會不滿,怨氣在“壓力煲”內越積越多,須尋找宣洩之途。
和平文明代水炮石頭
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源於社會制度,現在立法會、行政會應有更多階層參與,若制度不改變,政策、資源分配傾斜的情況不會改變。位於中層負責執行的官員盲點也多,官本位仍然存在,最後受苦的便是弱勢社群。“五一”、“十一”便成了民怨暴發的缺口。前兩年政府以“現金分享”消除民怨,但“派錢”有抗藥性,效力越來越低。
政府必須在具體執行上下工夫,在公屋、就業等問題上,必須有清晰、透明、合理、公平的處理辦法。更高層次的解決方法是加快社會制度民主化,增加立法會、行政會議中不同階層的代表數目,尤其是基層,讓民衆聲音透過辯論等和平、民主、文明的方式進行良性的政治角力,解決社會矛盾、利益衝突,比用水炮、石頭的政治角力要好。
讓不同階層參訂政策
陳卓華指,現今互聯網、傳媒發達,訊息快、透明,居民很容易一呼百應參與群衆活動;香港以至全世界的媒體對澳門一清二楚,在保持良好發展的前提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處理利益矛盾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今年“五·一”遊行正好敲響警號,特區政府必須小心處理,不然未來可能出現類似泰國的情況,有更多不愉快事件發生。希望政府在制度結構上,讓更多不同階層人士參與政策制訂,但建立良好制度需要時間。
今年遊行有八○後及前線醫生走上街頭,有意見認為這是深層次問題表面化、激烈化的表現。陳卓華認為,澳門人少,關係盤根錯節,普遍居民無論在私人、公衆事務上都不想有大衝突,但“五·一”有群衆效應,容易集合相近背景人士表達不滿,發洩壓力,只要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世界各地都可以接受,也是健康的現象。現階段未見特區政府有引入更多民主制度的構思,但政治是互動及妥協的,要用和平的方式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