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樓文化”的反思

富士康“跳樓文化”的反思

富士康“九連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九連跳”的提法並不準確，富士康自殺事件早於二○○七年便見諸報端，當年六月十八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廁所上吊自殺。去年富士康也曾發生多宗跳樓事件。不過，今年該企業跳樓事件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不到半年，就接連發生九宗，造成七死二傷。

今年跳樓的九位當事人均為“八○後”、“九○後”的年輕員工，他們多數在入職半年內出事，有兩人入職才一個多月。這些年輕生命為何會過早凋謝？富士康這個堪稱世界規模最大代工企業、中國出口額最大的企業到底出現了甚麼問題？它為何會被網民戲稱為 “赴死坑”？“N連跳”事件可還會持續？

據內地一些媒體調查，富士康是標準的代工企業模式，從不欠薪，加班費按時發放，企業設立了自保基金和救助基金，為員工報銷醫療費用和幫助有困難員工，員工每年還有五天帶薪假期。從這些福利制度看，富士康並不像以往的“血汗工廠”。

一些細節讓人們進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富士康員工告訴記者，在每天十來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裏，上司嚴禁她們說話，哪怕說幾句話都會被痛駡甚至記過。在工會組織的一次活動上，有一個遊戲，如果能說全一個宿舍的室友名字的可以拿到一千元奬金，結果在場數百名員工能做到的祇有一人。

富士康在內地有百萬員工，其中深圳工廠便有四十多萬人，其人口規模幾乎與澳門相當。工廠裡銀行、網吧、游泳池、籃球場、書店、咖啡廳、速食店等日常生活設施和文體娛樂項目應有盡有，儼如一個“小城市”。

但這個“小城市”，人與人之間好像一個個各不相干的碎片，孤獨而冷漠地生存着。《南方周末》派“臥底”記者暗訪富士康一個月，發現企業員工相互之間除了第一人稱之外，都以“屌毛”這個粗俗的字眼來稱呼對方。“屌毛”自殺了，同宿舍的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大家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在其《自殺論》中寫道：“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富士康形同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城市孤島”，數十萬員工在“孤島”裡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有限的工餘時間祇能到網吧、籃球場、溜冰場等有限娛樂場所消遣，生活枯燥乏味。

與需要迫切解決溫飽問題、任勞任怨的“六○ 後”、“七○後”打工者明顯不同的是，時下的“八○後”、“九○後”打工者文化程度更高、養家糊口壓力減少，更追求自身個性發展，有很強的維權意識。當他們在物質和精神的追求無法滿足，理想出現迷茫；遇到工作、生活中的壓力和困難，無人傾訴、分擔時，往往容易產生絕望情緒，做出極端的行為。

跳樓事件接連發生，一方面暴露出富士康在管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企業不僅要在物質上保障員工的權益，還要在精神層面體現對員工的人文關懷；另一方面亦反映出社會對這些“城市孤島”居民的漠視。

富士康問題並非個案，在中國，像富士康一樣擁有幾萬、十幾萬、數十萬員工的大型企業並不少見，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以億計的遷移人口，因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祇能在一個個“城市孤島”中默默奉獻青春，為祖國繁榮作貢獻，卻未能得到應有報酬、社會服務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