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樓文化”的反思
富士康“九連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九連跳”的提法並不準確,富士康自殺事件早於二○○七年便見諸報端,當年六月十八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廁所上吊自殺。去年富士康也曾發生多宗跳樓事件。不過,今年該企業跳樓事件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不到半年,就接連發生九宗,造成七死二傷。
今年跳樓的九位當事人均為“八○後”、“九○後”的年輕員工,他們多數在入職半年內出事,有兩人入職才一個多月。這些年輕生命為何會過早凋謝?富士康這個堪稱世界規模最大代工企業、中國出口額最大的企業到底出現了甚麼問題?它為何會被網民戲稱為 “赴死坑”?“N連跳”事件可還會持續?
據內地一些媒體調查,富士康是標準的代工企業模式,從不欠薪,加班費按時發放,企業設立了自保基金和救助基金,為員工報銷醫療費用和幫助有困難員工,員工每年還有五天帶薪假期。從這些福利制度看,富士康並不像以往的“血汗工廠”。
一些細節讓人們進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富士康員工告訴記者,在每天十來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裏,上司嚴禁她們說話,哪怕說幾句話都會被痛駡甚至記過。在工會組織的一次活動上,有一個遊戲,如果能說全一個宿舍的室友名字的可以拿到一千元奬金,結果在場數百名員工能做到的祇有一人。
富士康在內地有百萬員工,其中深圳工廠便有四十多萬人,其人口規模幾乎與澳門相當。工廠裡銀行、網吧、游泳池、籃球場、書店、咖啡廳、速食店等日常生活設施和文體娛樂項目應有盡有,儼如一個“小城市”。
但這個“小城市”,人與人之間好像一個個各不相干的碎片,孤獨而冷漠地生存着。《南方周末》派“臥底”記者暗訪富士康一個月,發現企業員工相互之間除了第一人稱之外,都以“屌毛”這個粗俗的字眼來稱呼對方。“屌毛”自殺了,同宿舍的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大家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在其《自殺論》中寫道:“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富士康形同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城市孤島”,數十萬員工在“孤島”裡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有限的工餘時間祇能到網吧、籃球場、溜冰場等有限娛樂場所消遣,生活枯燥乏味。
與需要迫切解決溫飽問題、任勞任怨的“六○ 後”、“七○後”打工者明顯不同的是,時下的“八○後”、“九○後”打工者文化程度更高、養家糊口壓力減少,更追求自身個性發展,有很強的維權意識。當他們在物質和精神的追求無法滿足,理想出現迷茫;遇到工作、生活中的壓力和困難,無人傾訴、分擔時,往往容易產生絕望情緒,做出極端的行為。
跳樓事件接連發生,一方面暴露出富士康在管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企業不僅要在物質上保障員工的權益,還要在精神層面體現對員工的人文關懷;另一方面亦反映出社會對這些“城市孤島”居民的漠視。
富士康問題並非個案,在中國,像富士康一樣擁有幾萬、十幾萬、數十萬員工的大型企業並不少見,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以億計的遷移人口,因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祇能在一個個“城市孤島”中默默奉獻青春,為祖國繁榮作貢獻,卻未能得到應有報酬、社會服務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