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九公屋 準備好嗎?
上一屆政府許下承諾,決定興建一萬九千間公共房屋協助中低收入家庭解決住房問題。這已經不是新鮮話題,卻一直被社會各界關注。從長官到司長,都會在各種場合中被問到政府能否兌現萬九間公屋的承諾。然而,我們在期待萬九公屋如期落成之際,期望政府推出更多措施履行協助市民安居的同時,有沒有關注全社會是否已經準備好迎接那一萬九千間公共房屋?
房價近年一路攀升,不是澳門獨有的問題,香港和內地也不例外。總的來說,房價高企的原因有三:一是寬鬆的貨幣供應,利息亦長期處於較低水平;二是住房消費變得很具投資價値,更多的人學會從炒房中獲利;最後,大部分地方政府對不動產稅的徵收態度消極,甚至暗地裡利用地方財政政策對房價推波助瀾,導致房價越調控越失控。面對高房價,中低下階層缺乏置業能力,不滿情緖逐漸蔓延。雖然各地方政府採取了不同措施回應訴求,包括建設原有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及新推出一種限制賣價的限價房,但在落實過程中,這些惠民措施普遍出現了不規範的現象。
公屋富戶比比皆是
今年三月,深圳發生的經濟適用房停泊豪華名車事件,造成了激烈的社會迴響。有記者對新近落成的深圳經濟適用房桃園村三期地下車庫統計,發現所停泊的車輛中,有兩成是價値人民幣廿六萬元以上的豪華房車,其中不乏寳馬、平治和奧迪之類的名車。這些開名車的經濟適用房業主,都通過了幾個月前深圳市三級政府“九查九核”——人民幣廿八萬元家庭總資產審查(註一)。儘管在隨後調查中,證實部分豪華車非屬該社區或屬於業主單位,但還是有十二輛車屬於桃園村三期業主的,這些車都是他們購買經濟適用房後幾個月內購買的。這些業主是忽然暴富,還是利用審查資產過程中的漏洞,透過轉移資產的手法獲取分配經濟適用房,仍有待調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對公屋使用的監督,不應只停留在申請、分配兩個時間點上,應該持續監察獲分配公屋的受惠住戶作。
公屋轉售謀取私利
深圳事件後,北京記者揭發另一濫用公共房屋資源的典型案例,同樣引起廣泛關注。北京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房小區,記者發現小區的出租率幾達百分之五十。一些房東更把單位改成五六個小單間,甚至陽台都改成單間出租,價格是每月七百元。只要在小區的周圍走一圈,很容易就能看到招租廣吿或找到有房源的地產代理,若有需要,很輕鬆就可以找到出租的經濟適用房。衆所周知,經濟適用房是嚴禁出租的。但實際情況是,不單止在北京,全國其他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經濟適用房出租現象。四月廿六日,國務院住房和城鄕建設部發佈了《關於加強經濟適用住房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出現違規出售、出租、閒置、出借或者擅自改變住房用途且拒不整改的經濟適用住房,將按照有關規定或者合同約定收回,並取消其在五年內再次申請購買或租賃各類政策性、保障性住房的資格。但據後續觀察,經濟適用房出租之風雖有收斂,性質卻沒變,房東們害怕房子被政府收回最多暫停出租,房子還是去不到眞正有需要的家庭手中。
建設容易管理困難
公共房屋是現代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公共房屋的目的,本應是拉近因收入差距擴大而導致的分配不公,如果出現大面積的搭便車則會造成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深圳桃園村事件表明,即使再嚴格的審核制度,還是有辦法可以搭上便車;北京天通苑案例則表明,對公共房屋資源利用的日常監督非常重要。還有武漢經濟適用房的“五連號”事件等,甚至有參與抽籤的工作人員直接造假。
澳門的房屋問題與內地較為相似。兩地居民過去房屋負擔都較輕,內地城鎭居民有福利分房,澳門私人樓宇價格過去一直處於較低水平,基本可以靠市場解決。但近年兩地房價都經歷幾波高速攀升,市民都對政府提出建設公共住房的硬件要求。在澳門立法會內,不論代表何種利益,也不論與政府的親疏有別,議員們相繼提出處罰不按期興建公屋的發展商、收回閒置土地以興建公屋,有議員更提出興建四萬公屋為競選口號。在二○○七年爆發的“五·一”遊行及其後的歷次示威中,要求增建公共房屋都是主要訴求。當然,如果在財政允許的情況下,蓋房還是比較好解決。問題是如何把公共房屋資源的管理做好,把公共房屋的准入、退出的軟件制度建立起來。這些方面,兩地政府恐怕都沒有做足準備。
加強監管避免濫用
澳門在回歸前已建立起由經濟房屋和社會房屋組成的公共房屋制度,雖不佔房屋供應的主流,但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回歸後,因經濟關係停止公屋供應,其管理制度的檢討也被束諸高閣,未見改進。目前,澳門沒有相關數據顯示公共房屋資源的使用情況,比如經屋、社屋的出租及經屋的轉售。但可以懷疑,大量公共房屋申請背後會否存在若干“試一試”、“搏大霧”的申請。議員、記者在追問萬九公屋何時落成的同時,更應該重視公屋監管,防止公屋資源再遭到濫用的情況發生。特別是澳門經濟近年飛速增長,社會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時期。面對各種新事物、新問題、新變化,人們的價値觀念、思想認知遭受很大衝擊,個人謀求自身的利益,社會失範的危機正在加重。
澳門的房屋市場問題是回歸以來澳門社會急速轉型的一個縮影。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面對經濟的爆發式增長,政府與市民都對缺乏足夠的準備,導致人心浮動,政策滯後。這不僅需要政府的努力,還需要社會各方的參與。的確,政府在公共房屋建設上失去先機,落實能力也亟待提升。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批判政府的施政得失,僅僅期盼政府行為得到了修正,整個房屋問題就能得到改善,則是對政府作用的迷信。
共同參與政策制訂
澳門迫切需要那一萬九千套公屋單位以滿足年輕人的置業需求,但更為迫切的是需要建立一套合適的公共房屋使用監察制度,監督制度的有效建立則需要全體市民獨立思考,有權利意識,敢言敢怒。只有這樣,當身邊發生濫用公共資源的情況時能向監管部門反映跟進,從而使公屋資源能眞正幫助那些有需要的市民。沒有市民的共同參與,沒有全社會的思想準備,一切審查和監管只會流於形式。美國學者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並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後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並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
未來數年,澳門將推出萬九公屋。我們在關注計劃落實的同時,更應注意學習和吸收各地防止濫用公共房屋資源的經驗,加快完善現有公共房屋的監督及退出機制。只有對公共房屋的使用有嚴格規定,濫用公共房屋資源的慾望才能得到節制,澳門土地資源才能得到妥善運用,公共房屋最終才能用得其所。
山 鷹
註釋:
(一)見於二○一○年三月廿三日香港《文匯報》,即以戶籍、房產、車輛、商舖、存款、證券、貸款、保險和優撫為對象的核查工作,家庭資產上限為廿八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