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政府一直關注 立法通過非難事 勞工局：最低工資訂定成關鍵

強調政府一直關注 立法通過非難事

勞工局：最低工資訂定成關鍵

勞工局長孫家雄表示，過去十年來，政府一直關注最低工資問題，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上亦定期檢討商議，且注意香港相關情況；坦言要通過最低工資法例不難，關鍵是如何訂定最低工資水平，得到雙贏局面。

孫家雄表示，澳門在回歸前已通過最低工資國際公約，問題是該國際公約規定勞、資、政府，以及整個社會必須有共識，才能透過本地立法及執行。按目前社會情況來看，仍未見最低工資得到社會共識。雖然澳門的GDP持續增長，但本地產業單一，以博彩業為主，才令澳門的 GDP不斷增長。

由此可見，中小企的營運狀況仍處於艱難期，只有大企業的營運狀況較好。

因此，最低工資的立法對於大企業來說沒有很大影響，因現有的薪酬待遇已較佳，反而擔憂訂定最低工資水平過低，令大企業有藉口調低工友的薪酬。最低工資的立法對於中小企業來說，若釐定工資過低，將失去訂定法律的意義，若釐定工資過高，或會令大廈管理員的任職年齡界限提前至四十多歲，並有可能令弱勢工友即時失業。如現時香港遇到的攻堅問題，即如何訂定最低工資水平：釐定得低，失去意義；釐定得高，四十歲以上的人或會失業。

他稱，按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規定，必須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立法，不能行政主導立法，故最低工資的立法不可能以企業的大、小訂定最低工資水平，重申要通過最低工資法律不難，如何訂定最低工資水平，得到雙贏局面才是立法困難點。

本報記者 報 道

商界：最低工資意義不大

倡由市場調節政府不宜過分干預

對於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有勞工團體認為本澳現時有需要探討實施最低工資；惟有業界認為，本澳現時人資短缺，不少企業都需要招聘人手或加薪留人，認為現時討論最低工資意義不大，而且訂立最低工資大多是保障低技能工人，建議有關團體多舉辦培訓班，為低技能工人增值，使之在市場上能獲得更好的薪酬待遇，相信比設立最低工資更有效。

中小企業協進會副理事長容應存表示，澳門近年經濟發展迅速，拉緊人力資源，令本澳人資短缺，不少企業都需要招聘人手或加薪留人，不同行業均有員工“跳槽”，因而認為現時討論最低工資意義不大，期望由市場自由調節，政府不宜過分干預。

他指，要提升低技能員工的薪酬，勞工團體可舉辦培訓班，增加工人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在市場上獲得更好的薪酬待遇，認為總比設立最低工資作“保護傘”來得有效，且提升工人技能外，更可推動社會進步。

反之，當局訂立最低工資更是“雙輸”政策，訂立最低工資可能導致低附加值的企業承受不了最低工資而倒閉；同時，社會是現實的，倘若設立最低工資，僱主在招聘時就會在最低工資上招聘技能和學歷較高的員工，變相逐步淘汰低技能人員，更有可能拉高失業率。

飲食業商會副理事長馮健富表示，澳門行業間的差異性很大，部分行業如保安、大廈管理員、飲食業及工廠等員工薪酬，與零售業及博彩業的薪酬有一定差距，倘若最低工資訂得太高，恐怕只會令有關行業如飲食業百上加斤。

不過，他認同部分薪酬過低的工人應得到基本的保障，但認為本澳現時經濟發展迅速，現階段並不是討論贊成或反對的時候，反而應先討論澳門是否需要立法訂定最低工資，期望當局在訂立最低工資前，必須廣納民意，並取得勞、資雙方的共識。

工聯：社會有立法共識

隨着香港的最低工資條例法案三讀通過，引起社會關注澳門的最低工資立法應否展開、收集數據。工聯副秘書長兼最低工資立法研究課題組成員李振宇表示，工聯早於四月份收集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數據，發現社會已有立法共識，並從初步數據中發現，居民理想的最低工資是工資中位數的一半、六成、三分之二等，均屬理性數據。至於最低工資會否成最高工資，關鍵是政府對法律的執行與監管，建議訂定法律須每年檢討一次。

調研收集數據

根據統計局資料，今年第一季本澳每周工作時數超過卅五小時，但月薪少於五千元的有四萬多名居民，其中超過九成人每星期工作超過四十五小時，究竟澳門現時應否訂定最低工資法律？李振宇對此表示，工聯一直重視最低工資立法問題，並透過不同渠道發表意見，推動最低工資立法工作，今年更成立最低工資立法研究課題組，積極展開相關的調查工作，如拜訪港澳社會人士探討立法的可行性與操作性的問題，以及於今年四月開展收集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數據。從該調查的初步數據中發現，居民理想的最低工資是工資中位數的一半、六成、三分之二，如大多居民傾向最低月薪為六千至八千元、最低時薪為廿五至三十元，均屬理性數據；同時亦建議實行全澳性的最低工資居多。

被問及如何令社會釋疑最低工資或成最高工資的問題，李振宇稱，關鍵是政府必須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加強監管與執行，以及訂定法律的檢討期；二、培訓須與就業掛鈎，且提高工友的自我增值意識；三、社會福利須與最低工資配合，加大保障低收入弱勢社群；四、監管外僱政策，處理好供需關係。此外，社協勞方委員李靜儀曾在社協上提出訂定最低工資的建議，但政府當時的回應並不積極。

存在低收群體

李振宇稱，一九九八年頒佈的《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已清晰規定，本澳需要設定最低工資並定期調整，但十年已過仍未有眉目，直至年前政府為回應基層工會訴求，才首先在政府外判一般清潔和樓宇保安先行先試。隨後更推出“低收入補貼計劃”，由此可見，政府是承認澳門存在低收入群體，同時他們的收入更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既然如此，政府更應檢討兩措施能否幫助低收入群體，從數據分析推動最低工資的立法，畢竟現時兩項紓緩低收入群體生活壓力的措施只是短期措施。長遠來說，保障弱勢僱員和促進社會和諧也是同樣重要的社會政策目標，故最低工資必須立法，才能切實保障低收入工友的勞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