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及引導社會調硏力量 潘冠瑾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整合及引導社會調硏力量

二、發策中心的去向之疑

區分可持續發展策略硏究中心與政策硏究室在組織架構、性質及功能方面的不同，亦為明確其存續期屆滿後納入澳門基金會提供了線索。

可持續發展策略硏究中心將於今年年底存續期屆滿後歸澳門基金會管理。除主席謝志偉已向行政長官表示離任外，其他人員都獲留任，繼續開展一些基礎的社會民生、經濟等硏究，例如澳門居民生活素質調查。

在此，首先需簡要回顧澳門基金會的發展歷史，強調其本身所有的“學術硏究”的職責。澳門基金會建立於一九八四年，由於澳葡政府在文化、敎育方面缺乏專門的管理機構，澳門地區經濟及社會高速發展引發了該方面的需求，政府從香港商人鄧肇堅爵士送予當時的澳督高斯達五十萬港元設立的總督基金中撥款捐助成立澳門基金會推動福利、文化及敎育等領域內的發展項目，以補充公共機構及私人在該方面的不足。到一九八八年過渡期到來後，澳葡政府為完成“三化”的任務而重組澳門基金會、收購私立東亞大學為公立澳門大學，在該階段，澳門基金會已經開始通過召開硏討會、講座，設立硏究中心，與外地學術硏究機構合作等方式，涉及澳門社會科學的硏究工作。

牽頭探討本土社科

直到一九九二年，澳門大學成為獨立法人後，澳門基金會就開始重訂未來活動的目標，其宗旨為直接或間接以文化敎育為目標及促進科學和技術硏究。該階段可稱為澳門基金會宣傳、發展、硏究澳門階段。其間，澳門基金會計劃性、系統性地通過直接手段和間接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推動澳門社會科學和文化出版業的建立與發展。當前本澳最有影響的學術刋物《澳門硏究》等就是澳門基金會與澳大硏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的，《澳門論叢》、《濠海叢刋》、《新澳門論叢》、《澳門法律叢書》、《澳門硏究叢書》（與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澳門叢書》（與廣東人民出版社合作）、《澳門知識叢書》（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這些硏究澳門的系列書籍以及《澳門百科全書》、《澳門總覽》等澳門硏究的綜合性工具書都是由澳門基金會編撰的，基金會還推動了包括《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澳門史新編》、《澳門編年史》等在內的大規模有關澳門的史料的整理、編撰和翻譯，為澳門學的建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學術硏究始終主流

基金會還與澳門本地和外地的學術科硏機構簽訂合作協議，開展交流活動。這些先期工作都為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回歸後，二○○一年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與原澳門基金會合倂，新的澳門基金會的功能因此有所拓展，其宗旨為促進、發展或硏究文化、社會、經濟、敎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以及旨在推廣澳門的各項活動，但學術硏究仍一直是澳門基金會的一項主要功能。資助書籍的出版、學術的交流和推動科硏，仍在澳門基金會的歷年活動中佔據較為重要的地位（註一），尤其需要關注的是，澳門學的硏究也在此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完善。新近獲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的吳志良，本是學術型的官員，自澳門基金會運作初始就一直從事該方面的工作，並且在澳門內外多所大學兼職，旣培養了不少學生，又指導出不少澳門硏究的論文。正如澳門某些評論所言，政府對其的這一任命標誌着澳門基金會亦將在新時期進行自身轉型，其中學術業務在基金會諸多功能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納入澳基會屬合理

因此，可持續發展策略硏究中心於存續期結束後歸入基金會管理符合其“學術性”的性質定位。同時，澳門基金會也有資源去負責這一中心的未來發展。事實上，從綜合生活素質中心建立之初到可持續發展策略硏究中心建立後，澳門基金會就一直向其提供行政技術輔助，以及承擔中心的財政。同時，作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成員的吳志良博士（編者按：今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自綜合生活素質硏究中心成立時期就一直在該機構中任領導職位，對該機構一直以來的發展脈絡、實際運作和硏究情況早已熟悉。因此，無論是從組織結構而言，還是就其活動實質，現有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策略硏究中心的這一調整安排都適宜。

三、科硏機構的發展路向

實際上，當前對可持續發展策略硏究中心的功能及其去向的討論亦引發了另一問題，即如何實現澳門本土的硏究資源整合。

智庫須要保持獨立

社會科學的功能就是解釋和預測社會的發展，使社會運作得更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政府決策的科學化，除了需要政策硏究室作為政府的高層智囊硏究“當前”的動態、短期的政策，亦需要來自學術界的智庫對較為長遠和深度的問題做部分前瞻性的考慮。而且，嚴格而論，智庫也需獨立於政府決策機制，才能客觀硏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張，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或思路。綜合國內外的經驗，兩種智庫的同時作用對政府的科學決策而言都必不可少。

一直以來，澳門本地存在不少基礎硏究的機構，包括學術機構，有來自社會也有由政府設立的。這種分散化狀態亦對各學術硏究機構參與政府決策的合理性起到消極影響，民間往往質疑某一機構承擔政策硏究和諮詢任務的合法性、權威性及利益輸送問題，並認為大部分機構參與的政策硏究重複性高。歷年來，多次有學者建議特區政府必須理順現有政府智囊以至其他部門及民間調硏單位的關係，明確分工，加強協調。

散兵游勇各自為政

當前澳門硏究機構這種散兵游勇的分佈狀況以及各自為政的硏究狀況，是由澳葡政府“守夜人”政府的管治模式遺留下來的結果。由於殖民政府在文化和敎育等方面“無為而治”導致社會在該方面自行自由分散發展，從而阻礙了整體硏究水平的提升。具體而言，主要體現為：（一）在硏究狀況方面，有範圍和領域的覆蓋，但深度仍有欠缺，同時硏究議題比較分散；（二）在硏究隊伍方面，有初具規模的數量，但整體結構不佳；（三）在硏究成果方面，有數量上的明顯增多，但質量仍有提升的巨大空間。整體而言，澳門社會科學硏究的系統性依然需要進一步強化。

社會科學硏究體系的系統化需要特定機構的引導和整合。回顧歷史，澳門基金會曾在某一階段在該方面的組織管理起過實際的引導作用，但當時其功能和責任並不明確。在國內，國家和地方的社會科學硏究主要通過各級社科院、社科聯來做所需硏究主題的長期規劃和對各項硏究做實際跟進。

提議設澳門社科院

從上述來看，澳門現有政策硏究機構因歷史問題的確導致了一定程度的架床疊屋。澳門政府在推動政策科學化的過程中，在對現有的官方智囊組織進行機構整合的同時，也可考慮是否需要從更廣泛的背景着手，設立類似“澳門社會科學（硏究）院”之類的機構來引導澳門社會科學硏究的整體發展，以其為協調中心，進一步強化其推動澳門社會科學發展的功能和作用，進一步整合澳門學術團體和智庫機構的硏究佈局。這不僅有助於澳門社會科學的發展，更為特區政府政策科學化提供了體制性的學術保障。

（下·完）

潘冠瑾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註釋：

（一）具體請參見二○○一至二○○九年澳門基金會歷年年度活動報吿的有關部分，http://www.fmac.org.mo/Chin/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