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硏究生貧窮化” 林柏儀

面對“硏究生貧窮化”

林柏儀

面對“硏究生貧窮化”

——靑年就業政策迷思系列（三）

日前我們提到，不論是“敎育職訓化”或“庸俗的人文主義敎育”，此種只強調“敎育端”而不介入“就業端”的政策，很容易只是更加剝削靑年、但對解決實際靑年就業問題無益。如果說，這些政策屬於“強化剝削的可能”，然而，還有另外一種狀況，屬於“賤賣靑年勞動力”，也値得我們持續重視。

台灣近來發生了一個顯著的例子，値得借鏡。今年6月，台灣大學發生了硏究生抗議校方刪減敎學助理助學金的風波。據指出，博士生的敎學助理薪資將從每月 10,000元新台幣減薪為6,000元，碩士生從6,000元減薪為4,500元（1元澳門幣約等於4元新台幣）。此舉亟可能波及其他助理薪資標準，並將對各校引起示範效應。

面對硏究生抗議，台大校方各式各樣貌似合理的說詞傾巢而出：“因為五年五百億沒了，所以沒有辦法”、“學校經費不夠，大家要共體時艱”、“有的TA很輕鬆”、“碩博士生做一樣的工作，薪資有差別不合理，所以博士生要多減薪一些”……。然而，這些說詞都掩飾不了一個根本的事實：硏究生的貧窮化！

十年之間硏究生貧窮化

這不只是台灣的趨勢，而實際上是全世界的趨勢。讓我們先從台灣這塊他山之石談起。

台灣的例子是，在10年前，台灣的碩士班硏究生每月能領取8,000元新台幣以上的助學金，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津貼補助。甚至不少助學金並沒有要求硏究生負擔任何勞務，或者要投入的實際工作時間也遠不及帳面要求。在此時，助學金實際上合乎它的名義，屬於一種沒有勞務對價的“津貼”。

一轉眼間，當今的碩士班硏究生多數連8,000元助學金也領不到，如同台大要把碩士班TA薪資從6,000元砍到剩4,500元。然而，隨着各種關於大學硏究的競爭與評鑑，硏究生的實際工時卻不斷增加，越來越如同“眞正的工作”一般，而不擔任實際工作的硏究生，則不少是一毛也領不到。這個時刻，硏究生失去了過去享有的“津貼”，而是以助學金名目，實則“受雇”換取“薪資”。

問題不只如此，自從高等敎育的持續擴張，不但念大學成為了職場上的基本學歷，念硏究所也日益成為了一種普遍的晉升要求。結果是，更多的人得投入硏究生的行列，暫時被迫接受這樣“半工半讀”的低薪待遇，倘若他期望找尋一個相對有尊嚴的工作。悲哀的是，硏究所擴張的結果，相應的卻是碩士畢業生的起薪大幅下降，短短數年間，從平均至少32,000元的月薪，下滑到 27,000元！

私有化下的求學費用高漲

而同一時間，維持硏究生生活所需的費用，卻不斷高漲。不只是人人受到影響的高物價問題，還包括因“私有化”而提高的學生生活費用，以及年年調漲的學費，一來一往，一年的求學費用又比過去多出了數萬元。不少大學不負責任，讓硏究生人數增加的幅度，遠高於宿舍提供的床位；結果學生想住宿舍得靠抽籤，其餘就得自行花費在外頭租屋，或者選擇學校委外BOT的高價宿舍。以台灣的政治大學為例，就有碩士班學生得靠當“黑戶”，才住得進宿舍；而後來擔任過敎育部長的前校長鄭瑞城，在政大校長任內就調漲了將近三成的學費！

總結來說，台灣的例子顯示了：在政府與大學的共謀下，短短十年之間，透過了：一、津貼取消。二、助理勞動強度提高。三、物價、敎育和生活費用提高。四、未來起薪下降。五、硏究生的普遍化……等，使硏究生淪為“新貧階級”。逼得硏究生再也不能安貧樂道地專注於學術活動，得接case、打零工，才能勉強維生。

換個角度，看看“先進國家”。然而，不論是英國或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竟也有着類似的狀況。因為硏究生能獲取的津貼（grant）持續減少，卻被要求繳納越來越高的學費和住宿費用，使得硏究生越來越沒有心專注於眞正的學術活動上。相反地，得整天花心思找錢、工作、競爭少數的奬學金機會，而沒有人關心眞正的學術溝通與進展。以英國為例，很明顯地，因為學生津貼減少，得要一邊工作一邊唸書的“part-timestudent”這幾年來比例越來越高，硏究生更是如此。這套變革實際上不只是讓硏究生變窮，而且也讓硏究工作的未來，蒙上了一層灰。這眞的是我們要的嗎？

校方可能說，根結的原因還是因為經費受限的問題，所以非得這樣。喊窮人人都會，但問題是，窮在誰身上？請問：校長薪水有窮嗎？敎授有窮嗎？怎麼經費有限，被犧牲的就是學生？不但要漲學費，津貼被取消，連原本的工作薪資，都可以刪減！說穿了，豈不是柿子挑軟的吃。

意識化與集體行動的必要

透過這樣簡短的歷史分析，我們或許能對問題有着較清楚的觀察：

一、幾乎可說，不分國界，硏究生的貧窮化已經是個明顯的趨勢，而且是個當權階級有意主導下的惡果。倘若我們想改善這樣的趨勢，我們不但該反對各種使硏究生貧窮狀況惡化的政策，還該採取行動對校方和官方施壓。我們需要看到：我們是一個“階級”，沒有壓力行動，握有權力資源的另一個“階級”，只會讓我們的處境更惡化。

二、以台灣為例，面對部分校方說詞，有些人認識到：“其實我們不需要那麼多TA”、“有些TA很混，應該用評鑑來淘汰掉混的 TA”，而轉為支持“不減薪，但減TA員額”。値得提醒：在陷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讓硏究生“自相殘殺”前，我們或許應該注意：本來硏究生應當享有不需負擔勞務的“助學金津貼”，已經被校方剝奪；取而代之的，是引入與學術相關的“部分工時職缺”，現在還要刪減員額，要硏究生自生自滅。這是我們要反對的問題。假如要刪減TA職缺，那就應當還回硏究生的助學金，回歸過去足以保障硏究生基本維生、不需負擔勞務的“津貼政策”。沒道理只有要硏究生處境惡化，其他成員不需共同承擔。

三、換個角度說，旣然“津貼”遭取消，現在硏究生的確是“受僱”工作，那麼按照勞動法令的規範，校方也就更沒權力如此妄為。在勞動法令的保障下，校方本無權力片面變更硏究助理薪資條件，更遑論“減薪四成”？！片面變更下的結果無效，硏究生也因此有權依法採取各種勞資爭議動作（包括：申請勞動檢查、調解、罷工、訴訟），拒絕接受違法的減薪措施；其他法定勞動保障（如：加班費、資遣費），也可一倂要回。

總結而言，從就業政策的角度觀之，各個國家有意將硏究生的容量擴大，原本就應相應安排其妥當的就業機會，不論是在學時或畢業後。而助學津貼和助理工讀，長期以來是能使硏究生族群勉強維生、專心於學術的重要機制，同時也有着“在學就業政策”上的意義，不容許任意抹滅。

我們需要更多的行動，共同面對“硏究生的貧窮化”，對抗這個全球性的“賤賣靑年勞動力”趨勢！

林柏儀

（作者為倫敦大學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