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視角第2期
試述若澤．薩拉馬戈作品在華語圈內的傳播與影響——兼談從身份認同角度研究薩拉馬戈的意義與方法
Posted on myra on 八月 12, 2010 // Leave Your Comment
馮傾城[1]
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1922－）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葡萄牙作家。他的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深受東西方文學評論界的讚賞和各國讀者的喜愛。他是二十世紀葡萄牙文學史上“不能不提及的一位經典作家”[2]，也是以葡萄牙語作為母語進行創作的作家中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並實現了葡萄牙語世界（葡萄牙以及原葡屬殖民地巴西、安哥拉、莫三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及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從未獲得過此項文學獎的“零的突破”[3]。同時，他也是華語圈內影響最大的葡萄牙作家，其名望甚至超過了被視為葡萄牙文學象徵的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後者在葡萄牙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李白、杜甫或曹雪芹，也超過了被譽為二十世紀 “天才詩人”、堪與畢加索、喬伊斯、斯特拉文斯基等大藝術家相提並論的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4]。
薩拉馬戈從事過詩歌與戲劇的創作，為報刊撰寫過大量專欄文章，然而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乃是長篇小說。1980年問世的長篇小說《從地上站起來》（Levandado do Chão）是他的成名作。這部小說的內容涵蓋了從1910年的共和國革命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的“四．二五”革命[5]這一葡萄牙現代史上的漫長變革歷程，但主要筆墨則用於表現阿連特茹地區（Alentejo）三代農民的悲歡離合。小說以“現實主義”（Realismo）的手法描寫了由於苦難生活的折磨以及不可避免地接受報紙、電台等新聞媒體的宣傳影響而最終導致勞動者的思想覺醒。就其內容而言，它是政治小說與愛情小說的複合體。此種融社會政治關懷與情愛描寫於一體的創作旨趣，也貫串於薩拉馬戈其後發表的多部作品中。
1982年，《修道院紀事》（Memorial do Convento）出版，這部歷史體裁的長篇傑作奠定了薩拉馬戈在世界文壇的地位。該書已被譯成包括中文[6]在內的多種文字，在39個國家出版發行，被視為葡萄牙文學史上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它以馬爾克斯式的想像力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而令人目注神馳。小說描述了一名綽號“七個太陽”（Sete-Sóis）的士兵巴爾塔薩爾（Baltasar Mateus）和一位具有特異視力的姑娘布裏蒙達（Blimunda）之間奇特的愛情故事，把讀者帶到了18世紀初宗教裁判所窒息人性的時代。天地茫茫，但這對深愛的情侶卻飽受磨難，無容身之地。小說真實與虛幻交相輝映，氣勢恢宏，不愧為大家手筆。瑞典皇家學院在為薩拉馬戈所發的獲獎通告中評價說， “這是一部內容豐富具有多方面含義的作品，同時展現了歷史、社會和個人的畫面 ( É um texto multifacetado e plurissignificativo que tem, ao mesmo tempo, uma perspectiva histórica, social e individual.)”[7]。不難看出，《修道院紀事》的“多方面含義”之一，即是對前葡萄牙帝國殖民主義（Colonização）掠奪的諷刺，這無疑是和薩拉馬戈作為一名共產黨人的反殖立場相吻合的，這一點下文還會從“後殖民”（Postcolonial）的視角予以申論。
繼《修道院紀事》之後，薩拉馬戈又相繼出版了《裏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O Ano da Morte de Ricardo Reis）（1984）、《石筏》（A Jangada de Pedra）（1986）、《里斯本圍城史》（História do Cerco de Lisboa）（1988）、《耶穌基督眼中的福音書》（O Evangelho segundo Jesus Cristo）（1992）、《失明症漫記》（Ensaio sobre a Cegueira）（1995）、《所有的名字》（Todos os Nomes）（1997）及《洞穴》（Caverna）（2000）等長篇小說，其中《石筏》一書因其所隱含的對“歐洲統一”（Unificação Europeia）神話的解構意圖與對葡萄牙昔日輝煌的文化懷舊而深受輿論關注，並為上世紀末以來各國學者關於“後殖民”（Postcolonial）狀況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問題的思考，提供了不容忽視的學術資源。《失明症漫記》一書則是在藝術成就上堪與《修道院紀事》相提並論的長篇傑作，它“極大地提高了薩拉馬戈的文學水準”[8]。小說描寫某地突然發生了一種雙目失明的時疫，後雖突然消失，卻已把人們及其文明的主要特點毀滅殆盡。這一故事表面上講述的是人的視力失明，實則隱喻的是 “理性的盲目（a cegueira da razão）”[9]：“我想我們過去沒有失明，我想我們正在失明，我們是能夠看見東西的盲人，因為看到了所以才看不到的盲人（Penso que não cegámos, penso que estamos cegos, cegos que vêem, cegos, que vendo, não vêem.）”[10]。
較近出版的《所有的名字》將讀者帶入卡夫卡（Franz Kafka）式的困境。小說主人公若澤先生（Sr. José）（與作者同名）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公務員，在其名不詳的一座城市的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記中心任職，過著一種灰暗、潮濕的生活，就像他躋身的城市一樣。他有個業餘愛好，就是收集關於名人的簡報。某次，他在從登記中心的檔案中抄錄這些名人的資訊時，偶然發現了一個36歲女人的登記卡，遂認定這是宿命，便著手竭盡所能地調查她的一生。 他挨門挨戶地尋找這個陌生的名字，結果只是打聽出這個女人在他尋找她的過程當中已經自殺。這一在結構上類似於卡夫卡的《城堡》的故事，一方面喻示著人生追求的荒誕性，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個人身份湮沒在“所有名字”中所滋生的不確定感，這也許是對新一輪“全球化”進程所伴生的“認同危機”與文化焦慮的一種象徵，否則，就很難理解有西方學者將該小說視為“對共產主義後的資本主義的整齊劃一的一個強烈的指責（dura acusação contra o uniformismo do capitalismo pós-comunista）”。[11]
不難看到，從《石筏》以降的多部長篇小說，都帶有“政治寓言”（Political Fable）的色彩，它表明後現代主義論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關於文學作品與政治寓言相互關係的著名論斷[12]，即使就其適用範圍而言亦有可修正之處。也就是說，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後現代”（Postmodernism）），不僅僅是“第三世界文學”可能具有政治或文化上的寓言性，歐美文學——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歐美國家的文學作品，如葡語文學——亦不例外。
一、若澤．薩拉馬戈作品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影響
若澤．薩拉馬戈作品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影響，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來考察。第一階段主要是圍繞《修道院紀事》一書的翻譯出版而展開的。
1996年，澳門文化司署與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的〈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三推出了范維信先生翻譯的《修道院紀事》一書，該書是薩氏最早譯成中文並產生一定影響的作品[13]，並於1998年4月獲得“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成就獎”，這是中國大陸授予翻譯作品的最高獎項。
同年，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文學》雜誌（第4期）刊出“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專輯”，刊發了《修道院紀事》中譯本的部分章節（範維信譯），《過去，現在，將來》、《讓我們學會禮儀》等五首詩作（孫成敖譯），以及《一位有眼力的作家——訪若澤．薩拉馬戈》（孫成敖譯）、《若澤．薩拉馬戈創作之路初探》（孫成敖）等專訪與評論文章。
同年12月6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首屆葡萄牙文學研討會”上，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成敖宣讀了論文《若澤．薩拉馬戈創作之路初探》，北京大學趙德明教授宣讀了論文《權利與智慧的鬥爭——淺談〈修道院紀事〉》。其後，以上兩論文並刊於《中國首屆葡萄牙文學研討會論文集》[14]，其中尚刊有若澤．薩拉馬戈的畫像（高莽畫）。
1997年3月，若澤．薩拉馬戈專程來到北京，參加《修道院紀事》中譯本的首發式，並發表了演講。在演講中，薩拉馬戈主要圍繞“作家何為”的問題闡發了個人觀點，他認爲，包括作家在內的當今知識份子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成為“矛頭對準其所置身的時代”的批評者，並且是非摧毀性質的、“積極意義上”的批評者。他還認爲，作家應該是一個“關切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公民”，無論他們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還是“中國人”，並強調指出，“尊重他人的差異，尊重他人的個性”，應該是作家和一般公民的“指南”。但他又意味深長地聲明說，他不能陷入“博愛的陷阱”裏，因為“這不會有什麼結果”。[15]
1998年10月，在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之後，由於諾貝爾獎效應的推動作用，掀起了一個報導、評介薩拉馬戈的小高潮。薩氏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影響，也隨之進入了第二階段。
在這一階段，對文化熱點格外敏感的《新民晚報》、《文匯報》、《北京青年報》等傳媒，率先載文報道了薩拉馬戈的獲獎消息，其中以《新民晚報》尤為突出。該報以“’98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為題刊發了卞卓丹撰寫的《喜訊傳到葡萄牙 / 舉國上下同慶賀》、《功勞歸於本國語 / 淡薄名利愛寫作》、《葡語世界受鼓舞 / 現代文學首屈指》、《底層生活勤釀蜜 /“雞窩”飛出金鳳凰》等一組連載文章[16]。《北京晚報》亦刊登了專文《今見廬山真面目–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寫真 》[17]。
此後，北京外國語大學主辦的《外國文學》雜誌（1999年第1期）特闢 “特約專稿”、“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澤．薩拉馬戈特輯”、“作家與作品”等三個欄目，分別刊發了《庾信文章老更成——漫談’98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周長才），《若澤．薩拉馬戈創作之路》（孫成敖），《瑞典皇家學院通告：小說的藝術》（孫成敖譯），《一位作家的自白——若澤．薩拉馬戈訪談錄》（葡萄牙卡洛斯．雷伊斯[18]著，孫成敖譯），《若澤．薩拉馬戈日記三則》（孫成敖譯），《若澤．薩拉馬戈年表》（孫成敖譯），《薩拉馬戈與〈修道院紀事〉》（趙德明）等各類評論文章與研究資料。《文藝報》（1999.1.21）“理論與批評”版也以整版篇幅刊發了《這個諾貝爾獎是我們大家的——若澤．薩拉馬戈與他的創作》（孫成敖）、《我怎麼想就怎麼說》（薩拉馬戈等著，朱景東譯）等專文。
向以“倡導葡萄牙語言和文化”為宗旨的《卡蒙斯——葡萄牙語文學文化雜誌》（Revista de Letras e Culturas Lusófonas）（由葡萄牙卡蒙斯學會（Instituto Camões）主辦）則將1998年第3期設為“薩拉馬戈”專刊，並從發表在20個國家出版物上的主要圍繞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所撰寫的文章中，挑選出一部分進行刊登，以顯示薩氏作品所引起的“巨大反響”。該期照例在葡語版中節錄若干專題製作了中文版，並以“贈送”的形式發行。
在上述報刊雜誌極具時效性地報導、譯介、評述薩拉馬戈的獲獎消息、作品概況與藝術成就之時，澳門文化司署、葡萄牙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與海南出版社決定再版薩氏的唯一一部中譯長篇小說《修道院紀事》，開印數達到了“數萬冊”。值得玩味的是，此次重版發行受到了盜版書的不小衝擊。據說，這還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看到葡文書的盜印本。[19]對熱衷於推廣薩氏作品與葡語文化的人來說，真不知是喜是憂。另需一提的是，有人預測薩氏獲獎肯定會在中國引發翻譯其作品的“熱潮”，但事隔兩年，並未見到其他中譯本面世。這多少有些令熱愛薩氏小說的“葡文盲”們感到失望。
此外，薩氏獲獎後在網路上引起的反響亦不容忽視。筆者以爲，在這個網路文化日益發達的時代，如果在考量一部作品或一位元作家的傳播與影響時，忽略了它們在網路上的反響，那麼，這樣的研究多半是不完整的，這可以說是網路時代對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或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一種挑戰。2000年8月3日，復旦大學“日月光華”BBS站詩歌版率先以“薩拉馬戈詩選”為題上載了《軀體》、《乾枯的詩》、《放在你的肩上》、《在心中，也許》、《憂傷的小提琴》等五首詩（孫成敖譯）。隨後，多來米中文網“黃金書屋”版、書路網“外國文學”版分別於2000年11月14日、2000年11月22日上載了《修道院紀事》中譯本（範維信）全文共25節。中華書庫網“得獎文學”版、中國文學網“精品走廊”版、碧海銀沙網則分別於2000年3月17日、2000年9月11日、2000年11月12日分別帖出了“十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名錄，薩拉馬戈按時間順序排在首位。
從以上介紹中可以看出，薩拉馬戈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影響，無論是在他獲諾貝爾文學獎前後，都是以他的長篇小說《修道院紀事》為重心的。這並不奇怪，因爲，除了《世界文學》雜誌、復旦大學“日月光華”BBS站詩歌版於薩氏獲獎前後分別刊發或帖出過《過去，現在，將來》、《軀體》等寥寥十首詩歌（均為孫成敖譯）外，人們唯一可以見到的薩氏文學作品的完整中譯本就是《修道院紀事》[20]，它既有重印、重版乃至盜版的記錄，又已被多家網站上載，因而傳播範圍相當廣泛。從某種意義上說，《修道院紀事》一書成了薩拉馬戈的標簽或代名詞，就好比提起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ía Marquez），人們立刻就會想起他的《百年孤獨》。然而，《修道院紀事》雖然在薩氏的文學生涯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卻並不足以代表薩拉馬戈的創作全貌。在有些西方批評家眼裏，《修道院紀事》這部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Magical Realism）傳統更接近的長篇小說其實並不受重視，他們更看好《里斯本圍城史》、《失明症漫記》、《所有的名字》這類更貼近卡夫卡傳統的小說。最後需要說明的是，薩氏雖然憑藉諾貝爾獎效應而成了在中國大陸（華語圈的主體）最具影響力（從知名度、流行程度等標準著眼）的葡萄牙作家，但能夠說明他對當代中國文學創作或文化思考產生實質性影響或啟悟性影響的證據卻並不多[21]，這表明，對包括薩拉馬戈在內的葡萄牙作家的接受與借鑒，尚需經歷一個消化吸納沈澱的過程，短短數年內的推廣，並不足以使得葡萄牙文學中的有價值成分滲入中國文化或文學的有機體內。
二、 若澤．薩拉馬戈作品在港臺及海外華人中的傳播與影響
薩拉馬戈在獲獎前數年均被視為奪獎大熱門﹐這與1997年瑞典皇家學院爆大冷地選出義大利劇作家達裏奧．福為得獎者﹑令文學界大跌眼鏡的評審結果，成一強烈對比。儘管如此，薩拉馬戈對於華語圈的震撼力，除了在中國大陸及澳門等與葡萄牙有直接關係的地域產生相當影響外，震幅不大。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海外華人聚集的國度的中文傳媒，以及《馬華文學》、《泰華文學》、《馬華作家》、《新華作家》等便罕有薩氏的報導，而發行遍佈全球的《世界華文文學》、《亞洲作家》等世界性華文文學雜誌也對薩拉馬戈隻字不提。其他海外華人世界的中文報刊及網站等媒體也甚少關於薩拉馬戈的記載，更徨論有關評介研究或學術專著了。相對而言，港臺地區對薩拉馬戈的推介則稍顯積極。
（一） 香港方面
在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夕，香港《明報》已以《諾貝爾文學獎明揭曉》為題率先報導熱門得獎名單，“包括中國作家北島﹑葡萄牙的薩拉馬戈﹑阿爾巴尼亞的卡達雷和瑞典詩人特蘭斯特勒默。”
1998年10月9日，香港各報爭相報導若澤．薩拉馬戈的獲息。《明報》同時推出《如果西班牙葡萄牙飄離歐洲大陸……》、《大熱勝出輿論一致推許——葡國作家奪諾貝爾文學獎》、《關心民間疾苦大器晚成》及《純文學取向壓倒政治考慮》等四篇文章；此外，《文匯報》刊出《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天天日報》刊出《葡文作家首獲殊榮小說諷刺權勢政客／ 薩拉馬戈奪諾貝爾文學獎》；《香港商報》則有《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
翌日，《明報》又連續載文評介薩拉馬戈的著述及報導各方反應，其中包括《梵蒂岡﹕意識形態的決定》、《〈耶穌基督的福音〉享諍名》、《葡萄牙文豪大器晚成／薩拉馬戈以理性批判為己任》及《他應兼得和平獎》等專文。在最後一文中，尚提及“葡萄牙總統桑帕約說﹕「獎項代表葡萄牙的文化獲肯定，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很重要。」薩拉馬戈是走傳統路線的共黨成員﹐經常就社會及政治問題，抨擊政府。除葡國人感到雀躍外，在葡語系國家巴西，全國一億六千七萬人，無論是普羅大眾還是文壇人士，在獲悉薩拉馬戈成為首位葡萄牙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也興奮莫名。”1998年10月18日，該報又在《今年諾貝爾獎熱門天下》一文中，指出“本年度的諾貝爾獎，可說是熱門天下。這個得獎名單結果，相信將有助紓緩評審委員會近年被指黑箱作業的壓力。”之後兩年，仍有關於薩氏的消息：《諾貝爾文學獎今揭曉料熱門勝出》(1999.09.30) 、《新世紀人類出路在何﹖》(2000.09.18)。 其月刊《明報月刊》1998年11月選載了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的長篇小說《失明》的節譯本。
1998年10月17日至12月31日期間，《大公報》副刊發表了較多焦點集中在諾貝爾獎及薩拉馬戈方面的相關評論：《從沈默到吶喊》（孫立川）（1998.10.17）、《中國人為何不得獎﹖》（孫立川）（1998.10.19）、《女人這一幽靈》（彥火）（1998.10.19）、《另類諾獎平平》（1998.10.20）、《嚐透窮滋味與諾貝爾獎》（彥火）（1998.10.27）、《胡風‘戴帽’記》（彥火）（1998.11.04）、《薩拉馬戈的‘失明’──用魔幻想像力看現實世界》（董鼎山）（1998.11.24）《一部扣人心弦的世紀之書》（錢鴻嘉）（1998.12.31）。
1998年10月23 日，《星島日報》在《萬福瑪利葡萄牙》一文中，酸溜溜的說道：“中國人從一手捧著諾貝爾文學獎的對方的另一隻手中拿回自己的澳門，但拿不了人家能拿到的諾貝爾文學獎。葡萄牙人的手昨日能拿走澳門，今天也能寫出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我們的手呢？除了能拿回爛爛兒的澳門外，就別無所能嗎？”其後，又分別刊發了《失明之城》（1998.11.18）及《崔琦榮登諾獎領獎台》（1998.12.12）兩文。1998年11月27，《中國國際網絡傳訊》刊登了《薩拉馬戈：活過兩回的人》一文。1998年12月11日，《文匯報》以《瑞典頒發九八諾貝爾獎》為題再次回顧薩氏的得獎。
（二） 臺灣方面
若澤．薩拉馬戈這個名字在台灣有時被譯為若澤．薩拉馬哥，又譯為荷塞．薩拉馬戈、若熱．薩拉馬戈或荷西．薩拉馬戈等。1998年10月9日，台灣《中央日報》分別在新聞版及副刊發表了多篇關於薩拉馬戈的文章。如新聞有《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首部葡文小說享桂冠榮譽／寓言充滿同情心和嘲諷》、《薩拉馬戈大器晚成》、《漂泊、尋覓、遷移—葡萄牙作家荷西．薩拉馬戈榮獲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副刊專欄有《漂泊的哲思．衝天的文鳥》（簡拙）及《寓言外衣下／令人深思的課題》（張淑英）。此外，尚刊登了荷西．薩拉馬戈的作品節譯，如《荷西．薩拉馬戈長篇小說選刊──〈修道院紀事〉（範維信譯）》、《荷西．薩拉馬戈詩選──〈過去，現在，將來〉、〈讓我們學會禮儀〉、〈古老的故事〉》及《荷西．薩拉馬戈著作及獲獎年表》（陳奐廷輯）。追蹤薩拉馬戈在台灣的足跡，除了翻查報章，尚可在網上尋訪。如蕃薯藤網站即於2001年9月27日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哥小說：〈未知島〉》 為題，摘錄了汪芸所譯的《未知島》片段；又於2000年12月13日轉發了《薩拉馬哥警告貧富之間知識水準差距拉大》（蘇子惠）一文。該網站還先後開設了《葡語國度的文學》、 《世紀末的新頁》等網頁，刊發了《安頓涅斯的小說世界》（1997年11月17日）、《薩拉馬哥的愛與寫作風格》(1998年10月9日)等有關葡國作家的評論文章。
在台灣雅虎網站亦時時能覓到薩拉馬戈的蹤影，如2000年5月1日貼出的《微醺彩妝》（南方朔）一文中提到，諾貝爾獎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寫過《失明症漫記》，藉著一種失明流行病，在說心靈的目盲和“人是可憐的魔鬼”。同期帖出的《太空船與七人一條棉褲》（茉莉）一文中提到：199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也有一首類似的詩，叫做《它對宇航員講述老掌故》。此外，如白領網站、銀河網路等網站也相繼刊登了《失明症漫記》片段（蕭楠譯）及《未知島傳說》書訊等資訊。而新網頁對薩拉馬戈獲獎一事的評論則可以說是代表了臺灣知識界對葡國文學的總體定位： “八百年葡語文學的歷史不需要靠諾貝爾文學獎肯定其價值，雖然如此，仍期待這項桂冠的加冕”。
三、 若澤．薩拉馬戈作品在澳門的傳播與影響
若澤．薩拉馬戈可說是葡萄牙政府向中國重點推介的作家。早在1997年2月6日葡文報《句號報（Ponto Final）》便開始宣傳薩拉馬戈及其著作的消息。根據該報當日以《薩拉馬戈赴北京》的報導，薩拉馬的名著《修道院記事》一書的中譯本三月將在中國出版及薩氏赴北京的音訊，乃來自“葡萄牙外交途徑” （A tradução chinesa do romance de José Saramago Memorial do Convento deverá ser lançada em Pequim, em Março, com a presença do escritor português, revelou ontem fonte diplomática portuguesa）。
在若澤．薩拉馬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次日（10月9日），澳門各大報刊如 《澳門日報》、葡文報《今日澳門（Macau Hoje）》、《澳門論壇日報（Jornal Tribuna de Macau）》、葡文周報《句號報（Ponto Final）》、葡文報《濠程日報（Futuro）》等，相繼掀起了報導薩拉馬戈獲獎消息及推介其作品的熱潮，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當日發表的該類文章不下五十篇。[22]直至10月20日以後，因薩拉馬戈獲獎所引發的宣傳熱潮，才逐漸消退。較之大陸及港、台，薩氏獲獎在澳門顯然更具轟動效應。
從各類報導、評論文章的內容來看，主要涉及以下諸層面：一是從葡國民族榮譽的高度，肯定薩氏獲獎對葡萄牙及葡語文學的意義，如《澳門論壇日報》（1998.10.9）以《薩拉馬戈受瑞典皇家學院褒獎──諾貝爾文學獎終於……》為題報導了葡萄牙總統沈拜奧（Jorge Sampaio）在波爾圖（Porto）稱 “諾貝爾文學獎頒予薩拉馬戈，乃對葡萄牙語最大的認可，同時也是我們最大的欣慰（a atribuição do prémio Nobel da Literatura a José Saramago é a consagração do Português e uma grande satisfação colectiva.）”。《句號報》（1998.10.9）署名為卡洛斯．若熱（Carlos Jorge）文章指出 “諾貝爾獎項的授予對葡萄牙語世界無論如何都是很重要的，在此之前，如巴西的傑出作家若熱．阿馬多（Jorge Amado）等競逐此獎也未能如願”。 《今日澳門》（1998.10.10 ）則以《諾貝爾文學獎頒贈薩拉馬戈──葡萄牙語邊緣化的完結》報導安哥拉詩人兼學者蒙狄路（Manuel Rui Monteiro）形容薩拉馬戈獲獎是 “葡萄牙語的邊緣化開始完結” （princípio do fim da margianlização da língua portuguesa）。二是介紹中國讀者對薩氏獲獎的反應及薩氏與澳門的淵源，如《澳門論壇日報》（1998.10.14）以“薩拉馬戈引起中國人的好奇心”為題報導說 “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迅速在中國人的圈子傳開。澳門文化廣場書店五十多冊薩氏著作的中譯本瞬間售罄；讀者並訂購了一百多本他的獲獎作品。其他葡文書店的薩拉馬戈作品也以優惠價一併售光”。 《今日澳門》（1998/10/20）又以《葡萄牙文學中文版──修道院紀事再版》（Literatura portuguesa em chinês—Memorial do convento reeditado）為題報導東方葡萄牙學會林寶娜（Ana Paula Laborinho）向葡新社稱薩拉馬戈唯一譯成中文版本的長篇小說《修道院紀事》將日內在中國再版。《句號報》（1998.10.10 ）則報導說，薩拉馬戈在記者招待會中稱 “獎是大家的，但錢是我的”至於 “澳門的反響──澳督韋奇立（Rocha Vieira）將軍：深感驕傲”。三是從薩氏的共產黨員身份出發，強調薩氏作品的“政治性”及薩氏獲獎與葡共的關聯性，如澳門日報（1998.10.9）《葡共黨總書記卡爾瓦利亞斯（Carlos Carvalhas）——葡萄牙的大喜日子》為題報導葡國共產黨總書記卡爾瓦利亞斯在給薩拉馬戈的賀詞中稱 “這實是葡萄牙、葡萄牙文學、葡萄牙文化及葡萄牙語的大喜日子”，“也是葡國共產黨的戰士及所有「從地上站起來」者的大喜日子”。 《澳門論壇日報》（1998.10.12），則以《薩拉馬戈將作政治性致詞 （Saramago vai preparar intervenção política）》為題報導 說“當被問及其發言是否帶有政治性，這位作家直認不諱。”， “因其不會為獲獎而放棄多年的原則及信念，只會繼續堅持下去”。《濠程日報》（1998.10.10）頭版也以《梵蒂岡：老共產黨員獲諾貝爾獎眾議紛紜》為題報導薩氏獲獎的消息。四是從西葡關係出發介紹薩氏獲獎情況，如《澳門論壇日報》（1998.10.13）刊登了西班牙蘭薩羅特島（Lanzarote）瑪利亞．卡埃塔諾（Maria João Caetano）以《薩拉馬戈—我就是我所說的語言》為題的訪問錄，其中薩拉馬戈指出 “西班牙人沒有把我視為己有。他們對我只可說是非常慷慨熱情（Os espanhóis não querem apropriar-se de mim. O que há na relação da Espanha comigo é uma grande generosidade.）”。五是從文學性的角度介紹薩拉馬戈其人及作品，如《澳門日報》（1998.10.18）副刊〈世界文壇〉李健豪撰文介紹薩氏的生平與著述，《澳門論壇日報》〈文藝版〉（1998.10.18）葡國知識份子《對薩拉馬戈獲獎的反應》（Reacções ao Nobel）一文，則援引葡國知識份子的評論指出： “他很有雅量，坦承其他葡萄牙作家也有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他不僅是一位深具原創力的天才作家，也是一名胸懷垣蕩、慷慨正直的真漢子（Ele próprio teve a elegância de afirmar que outros escritores portugueses poderiam ter recebido este galardão. É não só um escritor de grande talento e originalidade mas um homem consciente, generoso e lúcido.）”。
總的說來，若澤．薩拉馬戈在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在澳門的影響並不大，直至獲獎消息傳來之後，才掀起了對其人其文進行評論和推介的熱潮，由此引發的影響遠大於大陸、港臺及海外華人世界。但從對薩拉馬戈作品的理論分析和學術批評的深度和廣度來看，澳門的相關文章則顯得相對薄弱，較之大陸學者應尤有所不如。並且，薩拉馬戈雖然憑藉獲諾獎的東風，曾在澳門掀起過轟動效應，但其作品對澳門文化與文學的影響，卻並無太多的痕跡可尋。
四、從身份認同角度研究薩拉馬戈的意義與方法
在薩拉馬戈為葡語文學界贏得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其作品乃至葡語文學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更多關注。各國學者從不同角度解讀、評介薩拉馬戈，在短短幾年內，湧現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論著。綜觀已有的關於薩氏的論述，從“作家作品論”或“譯介學”（Medio-translatology）等領域進行的探討顯然已具成果，但是從“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這一“文學研究的新視角”[23]考察薩氏的專論似不多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倘若留意世界範圍內的學術動態，不難看到，“身份”研究已駸駸然成了當前歐美比較文學界的“顯學”。其基本研究模式之一，即是通過辨析某個或某類作家在其文學作品和日常言述中所體現出的文化“認同感”（sense of identity），反觀作家本人及其所在族群的文化心態。這類研究模式之所以在世紀之交出現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前臺，主要是因為以“歐元”出臺為標誌的新一輪“全球化”的加劇不但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衝擊著全球文化格局，這一方面導致了“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與“本土主義”（Nativism）這兩種相反思潮的同時興起與彼此衝突，另一方面則引發了相對弱勢群體的“認同危機”（Crisis of Identity）與文化焦慮（Cultural Anxiety）。在這種背景下，立足於考量個人或族群的“文化身份”或文化心態的“身份研究”，便具有了不容忽視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24]。而以推動不同族群或文化之間的文學乃至文明對話為職志的比較文學界，則理應將此類觸及異文化關係的研究範疇納入關注視野。由此可見，“身份”研究之成為當前歐美比較文學界的“顯學”，應說是勢所必至，也可謂理有固然。
對於中國學者來說，薩拉馬戈是文化身份問題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其因有三：一，從中外文學關係的層面著眼，他是當今華語圈內最具影響力的葡萄牙作家；二，作爲處於歐洲文化邊緣的葡語文化以至西葡文化(伊比利亞半島文化)（Cultura da Península Ibérica）的代言人，他對“歐洲一體化”與“全球化”有著明顯的抵觸情緒，並對葡語文化乃至西葡文化有著懷舊色彩很濃的認同感；三，作為一名葡萄牙人，他與曾為“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國有著特殊的歷史聯繫。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如今的葡萄牙雖然只是一個籍籍無聞的歐洲小國，但它在歷史上卻曾是一個顯赫一時的殖民帝國，巴西、安哥拉、莫三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帝汶、印度果阿都曾是她的殖民地，中國的澳門長期以來也一直是它的“託管地”。自澳門回歸之後，葡萄牙徹底結束了它的殖民史，但領土佔有、經濟掠奪式的有形殖民雖然終結了，卻並不意味著殖民心態就此消泯，也並不意味著作為“後殖民地”的國家（如巴西）和地區（如澳門）就此擺脫了殖民話語的支配。誠如一些西方學者所雲，帝國主義時代雖然結束了，但“思想意識上的帝國主義”卻並未消除”[25]。這就意味著，有形的殖民主義雖然已被掃出歷史舞臺，但無形的殖民主義卻如遊蕩的幽靈，滯留不去。諸如“文化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之類意識形態，均可歸於無形的殖民主義之列。那麼，作為前宗主國知識份子的薩拉馬戈是否存在“文化殖民”的意識呢？如果有，它與薩氏的西葡文化認同或“伊比利亞意識”（Consciência Ibérica）以及對“全球化”的抵觸情緒是否相齟齬呢？這些問題值得認真加以探討。
概括而言，關於薩拉馬戈的“身份研究”，至少關涉到以下三個重要命題：1）“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二元緊張；2）“西方”內部的文化衝突；3）前宗主國知識份子潛在的“文化殖民”意識。因此，薩拉馬戈的文化身份研究可以說為近年來國際學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討論和“後殖民”（Postcolonial）討論提供了一個意蘊豐厚的個案。此外，由於薩拉馬戈既是處於歐洲邊緣文化的代言人，又是前宗主國知識份子，因此，對薩拉馬戈 “文化身份” 的考察，便有可能從正反兩個角度揭示主流與邊緣、壓抑與被壓抑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從而突顯比較文學作為人文學科為邊緣文化代言、為被壓抑的聲音尋求表達空間的文化立場。
[1] 澳門立法會顧問、高級技術員，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比較文學博士生
[2] 見孫成敖《若澤．薩拉馬戈的創作之路》，北京：《外國文學》，1999年第1期。
[3] 同上。
[4] 見【葡】安東尼奧．若澤．薩拉伊瓦（António José Saraiva）《葡萄牙文學史》（História da Literatura Portuguesa）（路修遠、林櫟譯）第十六章，第155頁，中國社科院外文所、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聯合出版，北京：1983。另，佩索阿晚期隨筆集《惶然錄》（韓少功譯）1999年已在大陸面世。
[5] 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國內爆發了一場軍人和平民的革命，推翻了君主制的舊政權，並於次日宣告成立共和國，是謂共和國革命。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當時的政府，開創了第三共和國，是謂“四．二五革命”。
[6] 1996年，澳門文化司署與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的〈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三推出了范維信先生翻譯的《修道院紀事》一書。
[7] 見 O Comunicado da Acadamia Sueca—Arte Romanesca (《瑞典皇家學院通告–小說的藝術》)， Jornal de Letras, Artes e Ideias（《葡萄牙文學報》），14 de Outubro de 1998，第4頁。
[8] 見 O Comunicado da Acadamia Sueca—Arte Romanesca (《瑞典皇家學院通告–小說的藝術》)。
[9] 【法】Antoine de Gaudemar， Saramago concede um prémio ao Nobel（《薩拉馬戈獲諾貝爾獎》），Revista de Letras e Culturas Lusófonas（《葡萄牙文化雜誌》）， No 3（第三期）， 1998，Instituto Camões （葡萄牙外交部卡蒙斯學會）。
[10] 見 前引O Comunicado da Acadamia Sueca—Arte Romanesca (《瑞典皇家學院通告–小說的藝術》)。
[11] 【西】Miguel García – Posada，A Ética como princípio criativo（《創作原則的倫理》）， Revista de Letras e Culturas Lusófonas（《葡萄牙文化雜誌》）， No 3（第三期）。
[1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3] 宋念申《魯迅文學獎先看中薩拉馬戈——與范維信教授談薩拉馬戈》，載《葡萄牙語文學文化雜誌》，1998年第3期，第86頁。
[14] 《中國首屆葡萄牙文學研討會論文集》由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葡萄牙駐華使館合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15]《若澤．薩拉馬戈在〈修道院紀事〉中文版發行儀式上的講話》，前引《葡萄牙語文學文化雜誌》，第79頁。
[16] 《新民晚報》（上海），1998年10月19日—10月22日。
[17] 《北京晚報》（北京），1998年10月17日。
[18] 【葡】卡洛斯．雷伊斯（Carlos Reis），著有 Diálogos com José Saramago（《與薩拉馬戈對話》），Caminho（道路出版社），1998年。
[19] 張雋《〈修道院紀事〉正版請盜版讓路》，前引《葡萄牙語文學文化雜誌》，第95頁。
[20] 根據筆者今年1月5日在北京向範維信先生作的電話訪問，《失明症漫記》中譯本已於去年底由其翻譯完畢，並已遞交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等候安排出版。
[21] 從已收集到的資料來看，僅能看到《別提諾貝爾獎》（見GUGU-CN網，2000/9/17）、《殉道與悟道》（見ASK100網，2000/10/1）等不多的幾篇網路文章受到了薩氏的實質性影響或啟悟性影響，如《別提諾貝爾獎》一文借助薩氏有關文學寫作的母語性的觀點來闡發其文學觀，《殉道與悟道》一文則通過強調《修道院紀事》所體現出的極具“想像力”的美學風格來進行時事評論。
[22] 關於澳門對薩拉馬戈獲獎報導及淵源，參見附錄一及附錄二。
[23] 參見【荷蘭】萊恩．T．塞格爾斯《“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學研究中的新視角》，載樂黛雲等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北京：北大出版社，1999。
[24] 參見F.G. 查爾默斯《在文化背景中研究藝術》，載周憲等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第13–2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25]【英】湯林森（John Tomlinson）著，馮建三譯，《文化帝國主義》，序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周三 2月 27, 2013 11:54 pm 由 
主題: 馮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