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文化是什麼？（上篇）

龍應台:文化是什麼？（上篇）
龍應台
2005年10月19日08:41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冬夜凌晨3時，台北

曾經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作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麼？”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員身份踏進台北市議會，開始了長達四個月的質詢期，每天坐在議會裡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總是在半暈眩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原是台大教授，他說他的症狀是胃絞痛，嘔吐。

　 到了12月底，事情變得迫切了，因為預算必須完成“三讀”通過，1月份開始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兩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審查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24小時或48小時。在這個過程中，52個議員可以分批輪流上陣，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每個局處的首長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

　 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凌晨3點鐘，我突然發現“龍應台局長”被喚上了質詢台，為台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的，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麼叫做文化？”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冬夜的凌晨3點，台北市文化局長說：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鬆了的鞋帶？他怎麼從賣菜的小販手裡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屏幕的公領域裡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裡，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裡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

　 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麼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裡，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那微醺的議員事后告訴我，他以為我會談音樂廳和美術館，以為我會拿出艱深的學術定義。

　 我當然沒有，因為我實在覺得，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沉澱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粉牆下一株薔薇

　 凌晨3時的議會其實不容許我把話說得透徹﹔否則，我想我會慢條斯理地繼續說：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鄉下人。儉朴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檻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裡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穿裙或穿褲代表什麼符號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卻代代相傳。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蘊。什麼叫底蘊呢，不過就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因為祖輩父輩層層傳遞，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一個不識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於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時候我住在台灣農村，當鄰家孩子送來一籃自家樹種出的棗子時，母親會將棗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籃裡放回一點東西，幾顆芒果、一把蔬菜。家裡什麼都沒有時，她一定將籃子填滿白米，讓鄰家孩子帶回。問她為什麼，她說，“不能讓送禮的人空手走開。”

　 農村的人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他可以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干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他的簡單的家，粉牆漆得雪白，牆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牆上。老農不見得知道亞裡斯多德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牆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台灣南部鄉下，我曾經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臟，便將報紙墊在下面。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於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佔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 “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戰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后果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一致，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麼過，就是文化

　 15歲那年，我們從台灣中部苗栗的農村搬到高雄海邊的漁村。第一次進入漁村，驚詫極了：怎麼跟農村那麼不一樣？

　 如果說農村是寧靜的一抹黛綠，那麼漁村就是熱鬧的金粉。原來這世界上有那麼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個生日都要張燈結彩、鑼鼓喧天地慶祝。漁村的街道突然變成翻滾流動的彩帶，神輿在人聲鼎沸中光榮出巡。要辨識漁村的季節嗎？不必看潮水的漲落或樹葉的枯榮，隻要數著諸神的生日，時歲流年便歷歷在前。廟前廣場有連夜的戲曲，海灘水上有焚燒的王船，生活裡有嚴格遵守的禁忌，人們的心裡有信仰和寄托。在農人眼中，漁人簡直“迷信”極了。而15歲的我，就這樣開始了“人類文化學”的啟蒙課：農村文化和漁村文化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背面，有原因。漁人生活在動蕩的大海上，生命的風險很高，未知數很多。尤其在長達38年的“戒嚴”時代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台灣政府甚至不准許漁民擁有基本的現代海上通訊設備，怕漁民“通匪”﹔於是風暴一來，救援的能力很低。夜裡摸黑上船“討海”的年輕父親，並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會回來看見家裡還在溫暖被子裡的幼兒。所謂“迷信”，不過是在無可奈何中面對茫茫世界的一種自救方式，為無法理解的宇宙尋找一個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碼檢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條件中形成。農民不吃牛肉，因為對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獸而是一個事業合伙人。漁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魚，因為人在吃魚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隻是想像的危險。

　 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我們很難說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壞，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文化還有另一個層次的意義。

　 文化決定社會發展

　 同樣是祭鬼酬神，為什麼有的留在“迷信”的層次，有的卻從酬神的野台戲中提煉出偉大的戲劇，從土砌的廟宇教堂中發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學，從祭祀的儀式裡觀悟出舞蹈和音樂的藝術，而祈禱經文的念誦轉化出雋永的文學、深刻的哲學？

　 人，對於自身“存在”處境自覺的程度，以及他出於這種自覺而進行反思，而試圖表達，在自覺和表達之間所激發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強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間的不同。人的自覺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強，表達的沖動越大，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間就越大。在這一個靈魂探索的過程裡，思想的內涵和美學的品位逐漸萌芽、摸索、發展而成型。

　 從這一個層次上來談，文化是一種特別的品質，它可能高度發展也可能嚴重萎縮。有些社會結構適合文化的發展而有些結構會造成文化的停滯。連年戰爭屠殺或是長期的獨裁暴政對文化所可能帶來的傷害，歷史裡有太多明顯的例証。龔自珍所看見的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就是一個因為集權控制思想到極致，整體國民創造力被侏儒化到了連盜賊都沒有創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裡，不同社會結構裡人們在文化藝術裡滲透的程度也不同。在這樣一個語境裡，我們可能做價值的評比，認為某些文化豐富多元，某些則呆滯而單調，某些文化充滿活潑的創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個靜態水平或者正從繁華豐盛走向一潭死水。我們也可能說，某一個歷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個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為文化可能蓬勃發展也可能呆滯停頓，人的自覺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對於文化的發展確實會造成不同，所以我們才會去強調文化多麼重要，但是，文化“呆滯停頓”有什麼不好呢？為什麼一定要“蓬勃發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不同？也就是說，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實隻是政治人物的美容術語，文化人的一廂情願？如果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說出科學、經濟、醫學、科技為什麼重要，我們是否也能用同樣干淨利落、邏輯清朗的語言說出，文化為什麼重要？

　 20世紀初，韋伯曾經用基督教文化裡的價值觀來解釋為什麼許多基督教國家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以韋伯的理論為基礎，哈瑞森、福山、亨廷頓、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現代化的學者都不斷提出論証，認為文化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上，是一個關鍵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價值觀調查”，說明了文化對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的影響：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或宗族權力的地區，愈是窮困。文化價值觀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就是說，是的，文化很重要，因為它決定了一個社會如何面對現代化的挑戰──與自由市場能否接軌、全球化的競爭能否適應、政府管治的清廉與否、公民意識的建立有無等等。有些文化很輕易就過關，有些卻長期陷在傳統歷史的制約泥沼中，無能自拔。

　 為“四郎”哭泣吧

　 任何圖表和統計都可能有欺騙性，任何學說都可能被推翻，這些學者以現代性作為衡量文化價值的標准，是否偏頗，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但是韋伯和被韋伯所影響的學者們顯然都希望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個科學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來解釋文化的重要。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但是我願意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85歲的父親去聽。從小聽他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老人想必喜歡。

　 遙遠的10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聰慧善良的鐵鏡公主，在異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親。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國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斗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沖突之間，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痛哭失聲：“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16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准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16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后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斗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我緊握著他的手。

　 然后我發現，流淚的不隻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發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后，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后，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仿佛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的人是一個溫情脈脈、關系緊密的群體。

　 在那以后，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的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后仍讓人感動。

　 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麼呢？

　 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不回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裡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扎進肉裡無法拔出的自責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靈魂，療了他的傷口。

　 它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個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它使零散、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而轉型成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社群。“四郎”把本來封鎖孤立的經驗變成共同的經驗，塑成公共的記憶，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會的文化認同。白發蒼蒼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兒女，原本不屬於這段歷史的外人，在經驗過“四郎”之后，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共同情感而彼此體諒的社會。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而公民社會，因為不倚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粘合劑。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萬次口號，要漢人尊重弱勢的少數民族，但是一萬個口號比不上一支歌。我記得一場露天的原住民詩歌晚會，我們邀請了一位長老，從東部山區部落特別北上來唱原住民的古曲。他開唱時，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而落，雨水打在長老皺紋很深的臉上，他全身濕透、仰臉向天，閉著眼睛繼續歌唱，沒有樂器伴奏的原音，蒼老而悠遠，交織在嘩嘩雨聲中。滿滿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從頭發流下來，流進人們的眼睛，但是沒有一個人離去。

　 我看見年輕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著眼淚，眼淚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個孤獨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聲激起了自己對家鄉部落的無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漢人，淋著大雨聽歌，深深被歌聲震動。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讓漢人認識了原住民，讓原住民認識了他自己。

　 我也記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園一場晚上的音樂會。幾天前，9月21日，兩千多人死於地震。音樂會上隻有素白的野姜花，散發著甜美的近乎哀傷的香氣。夜色一沉，人們從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沒有政治人物的致詞，沒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場，從頭到尾隻有音樂和詩歌。兩旁的屏幕上寫著： “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死難者的名字，一個一個出現。白底黑字，無言地出現。

　 好安靜的夜晚。燭光裡，人們的眼淚沒有聲音地一直流，為自己其實不認識的人。

　 音樂會過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來信，其中一封，沒有署名，隻有幾行朴素的字：

　 我從來不知道“同胞”是什麼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園那個晚上。

　 我明白了。

　 強權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將無意義的碎片組成有意義的拼圖。

　 藝術，或文學，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個人和群體之不同──任何藝術表達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舒張和個人能量的釋放，另一方面它卻又把孤立的個人結合成群體。

　 你說，創造力舒張，個人能量解放，而社會卻為什麼不走向分崩離析？為什麼反而走向“有意義的拼圖”？也就是說，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依賴什麼來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還有什麼呢？

　 在一個大廳裡為“四郎探母”流淚的人群，在一個廣場上為泰雅族長老的古曲頂著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個公園裡聽樂團演奏悲愴“江河水”紀念死難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個圖書館裡聆聽一場詩歌朗誦的人群，在政府大樓前面用行動劇來抗議示威的人群，在校園裡為一個熱門樂團尖叫暈眩的人群，其實是在進行一個重要的儀式：他們正在一個“社會共識體驗營”裡認識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價值觀。表面上是音樂的流動、影像的演出，語言的傳遞，更深層的，其實是 “生命共同體”意識的萌芽，文化認同的逐漸成形，公民社會的塑造。

　 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蕩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 ———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反過來說，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約束的──書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學者可能被監禁，異議者可能被打斷脊椎，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必定是敗絮其中的。在其中，社會共識不會來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發意志，而來自從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的恐嚇和操縱，“生命共同體”的情感不易產生，共同承擔未來的公民意識也難以發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擔，政治強權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會的基礎。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會的基礎，那麼文化政策在政府的運作中又佔了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你問一個總統候選人他的經濟政策是什麼，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問他的外交政策、國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衛生政策、醫療政策、兒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從容應答，因為他的幕僚讓他事前做過功課。可是如果請他談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會支支吾吾答非所問，很可能不知所雲。

　 文化在政治中被邊緣化，讓我想到在台北市府為文化爭取預算的經驗。每年5月間，市府內部要開始編列下一年度的預算，所有的局處首長坐立不安：經濟不景氣，市府稅收減少，預算要裁減。那麼，該裁減誰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發？警察的防彈衣裝備是否可以不買？消防車是否壞了不補？醫院是否可以減少護士？勞工失業救濟是否停發？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財政局長、主計處長像判官一樣盡量保持面無表情，怕傷了同仁感情﹔各局處首長則個個面色凝重，如臨大敵，用盡力氣去爭取、保護自己那一塊的預算。有一年，當社會福利預算被縮減時，社會局長當場痛哭失聲。

　 我所面對的，是一個很多人心裡想著但隱忍不發的想法：

　 “龍局長，經濟不景氣，唱歌跳舞少一點，應該沒關系吧？”

　 在絕大多數的城市裡，經濟緊縮時，第一個被刀砍的預算就是文化———因為，在一般人的認知裡，文化不過是余興消遣，不過是有錢有閑之余的奢侈品。候選人不把它放在眼裡，媒體不去追究，選民也輕鬆以對。

　 坐在緊張凝重的府內預算會議裡，我看著手上的預算草書：

　 台北市的文化局預算是工務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總預算的百分之零點八。

　 你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余興和奢侈品。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人們，嘿，文化是民生必須，是國家大計。要怎麼說，才能說服你的同僚：我們的生活內容，尤其是我們的生活品質，其實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政策決定生活品質

　 我們一面吃早餐，一面讀報紙。報紙的數量、新聞的品質、言論的公正與否、監督的力量強弱、訊息傳播業的發達與否，與文化政策有關。在很多國家裡，傳媒是文化部業務的重要一環。

　 開車上班的路上，我們扭開收音機，聽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樂，是文化產業。音樂多是抄襲或是原創，品質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財產權是否被尊重，創作者是否有經濟保障和社會地位，音樂產品是出超還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關。

　 走過一棟破敗不堪、雜草叢生的歷史建筑﹔這棟歷史建筑會被推倒鏟平，變成地產商的貨品，有錢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復，風華再放，成為社會大眾的共同記憶公共財產，是文化政策在決定。

　 一個歷史古城，應該讓每一條深巷橫渠都被溫柔地保留下來，每一棟老房子老廟都被細心地修復，還是應該被當作不合時宜的腐朽，進步的障礙，連根刨起？我們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溫柔和細心？而“腐朽”和“進步”又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追求的願景是什麼？這願景的藍圖由誰來畫？誰有資格來畫？一張新地圖，過了一個月就不能再使用，因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見了──這是不是一個城市的幸福所系？

　 這，是文化政策的內涵。

　 百年老樹擋在一條都市計劃道路中間，是將老樹連根拔起拋棄，還是讓道路為老樹轉彎？街頭藝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還是帶來公共秩序的混亂？在城市最嚴肅、最神聖、最大的廣場上，可不可以讓小丑撒野、幼兒奔跑？可不可以讓行為藝術家以裸體諷刺，讓社會運動家以行動抗議？要回答這些挑戰的，是文化政策。

　 在辦公室裡，打開計算機，我們所使用的軟件，不管是處理業務的或是增長知識或是娛樂游戲的，全都是文化產業。一個社會是專注於知識產品的剽竊、模仿、盜賣，還是有能力做長期的研發、大膽的創造，取決於它文化政策的優劣。它的知識產品能佔國際市場的百分之幾，是它的文化產業結構在決定。

　 我們怎麼穿衣服，反映的是設計產業。在美容院洗頭發時讀一本花花綠綠的雜志，是外國的還是本國的，泄露了出版產業的狀況。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場電影﹔電影院是否已經全部被好萊塢影片佔滿而本國片被消滅？而即使有本國片，它的藝術成就如何，創作人才有無，導演及演員發展空間如何，市場是在拓展或萎縮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響。

　 我們到圖書館去借一本免費的小說，但是作家的權益是否受到照顧？他的書會不會有盜版？圖書館裡頭的書，每借出一次，給不給他版稅？優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買書閱讀的風氣盛不盛？這，與文化政策有關。

　 青少年到網吧裡消磨大量時間，成人們搖頭。但是一個社會究竟給了這些青少年什麼選擇？有沒有多元而活潑的青少年文學讓他們馳騁想像？有沒有完整的藝術教育讓他們陶冶品格？有沒有全民體育的制度和運動環境讓他們在健康自然的環境裡發泄精力？有沒有全面的獎勵措施誘引青年進入劇院、音樂廳、美術館，刺激他們自己創作？也就是說，有沒有全套的硬件軟件措施，培養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見解，來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態度？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礎國民教育，它奠定國民的品位教養。文化是生活，它決定我們眼睛所見、耳朵所聽、手所觸摸、心所思慮的整體環境的美丑。文化是經濟，它的產業所值 ──媒體、設計、建筑、音樂、電影、電子、廣告、文學、體育、觀光旅游……早就是先進國家的經濟項目大宗。文化是外交、當政治協商觸礁、軍事行動不可的時候，文化是消弭敵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對於弱勢國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剛的軍隊、溫柔滲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個國家的心靈和大腦，它的思想有多麼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麼活潑、創意有多麼燦爛奔放、它自我挑戰、自我超越的企圖心有多麼旺盛，徹底決定一個國家的真實國力和它的未來。

　 對的，我確實在說，如果你以為文化不過是唱歌跳舞、建幾個音樂廳硬件，如果你以為文化隻發生在音樂廳和博物館裡，如果你以為文化隻是藝術家文學家少數精英的事情，對不起，你錯得可真離譜。文化，在大街小巷裡，在市場廣場上，在孩子們的教室裡，在報社的編輯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檔案夾裡，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間裡，在我們整個呼吸、工作、睡覺、游玩、思考的生活環境中，我們的生活內容和生活品質被文化政策所決定。對於這麼重要的一件國家大計，政治人物卻視若無睹，毋寧是件怪異的事。

　 所以問題在哪裡呢？還是在於人民自己吧。當整個社會都將文化輕忽地理解為茶余飯后的唱歌跳舞，矮化為少數精英的個別需求時，政治人物也就理所當然地蔑視文化。文化，當人民自己鬆懈的時候，它就變成強人的合唱指揮棒，政客的仕途墊腳石。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張帆）

龙应台：文化是什么？（下篇）
(2005-11-04 13:05:34) 来源：《中国青年报》

　　龙应台:文化是什么？（上篇）

　　文化需要“政策”？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转，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推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认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产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家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的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标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国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桥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来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如何与这个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不知道。没人谈。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完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21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地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未被“奴役过”的文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法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