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與跋）訪養育利瑪竇的馬切拉塔

（序與跋）訪養育利瑪竇的馬切拉塔

陳浩星
利瑪竇故鄉馬切拉塔全景，繪於十八世紀，作者佚名。

訪養育利瑪竇的馬切拉塔

二○○九年六月十日，為了探訪利瑪竇的故鄕，居於澳門的三個中國人長途跋涉，輾轉來到意大利馬爾凱州馬切拉塔城。

由於歐洲之行途經多個城市，舟車勞頓，可以想見。從充滿詩意的翡冷翠前往寧靜山城馬切拉塔，需轉乘六次火車，我們因為趕路，不但誤了午餐的時機，甚至連購買瓶裝水都沒來得及。

在車廂內，我們飽覽窗外美麗如畫的意大利瀕海風光，惠風和暢，心曠神怡；與此同時，那又是飢腸轆轆、口乾舌燥的八個鐘頭。

想到連水都喝不上，我不禁訝然失笑。由此想到，在現代社會，我們祇是在意大利境內從一個名城跑到一個小鎭，行程不超過十小時，帶着幾件行李，已經諸多不便。遙想當年那位年輕的耶穌會傳敎士——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轉過好望角，途經莫桑比克，繞了半個地球，天風海濤，顚簸半載才到達印度，四年後又踏上進入中國的漫長道路......期間危難困厄多少？當利瑪竇到達印度果阿之時，從莫桑比克上船的四百名奴隸裡就有十三人魂歸天國，路途乖蹇，於此可見。而支持他一路勇往直前的，是何等巨大的一股精神力量！正是有了這次交通經驗，我們彷彿對利瑪竇的遠東之行有了一點點“感同身受”。

在馬切拉塔城，在菲力浦·米尼尼（Filippo Mignini）敎授的帶引下，我們一一參觀了與利瑪竇有關的遺址，包括他誕生後居住的小屋，年輕時就讀的耶穌會寄宿學校（現為馬切拉塔市博物館）。在當地的Palazzo Buonaccorsi 博物館裡，我們看到了跟利瑪竇及其年代相關、也就是將運到中國巡迴展出的文物。在狹窄的庫房裡，掀開祖卡里（Federico Zuccari）的拉斐爾像的布蓋，優雅而神采勃發的文藝復興時代精神撲面而來。我幾乎能感受到航海大發現後歐洲人那翻騰於內而洋溢於外的探索、冒險熱情。除了出於虔誠的宗敎信仰，我深信，探索神秘古國的衝動，也是讓年輕傳敎士踏上萬里征途的其一原因。

因為該博物館踞於崗頂，當我們穿過四、五個修復中的房間，信步走出陽台，眼前豁然開朗，高瞻遠矚，馬切拉塔景色盡收眼底：比屋連甍，鱗次櫛比，褐紅色的房頂從山丘向下，往遼闊的綠野遠遠地鋪張開去。清風從無垠空間吹拂過來，頓感“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據菲力浦·米尼尼敎授介紹，從利瑪竇時代至今，這個小城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此情此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時在腦海閃出。我忽然意識到，眼前景物就是養育利瑪竇的一方水土；我正處於利瑪竇成長的三維空間裡，祇是時間不同罷了！也許正是這廣闊的天地，才造就出利瑪竇那種寬容兼採的襟懷和博中至遠的人格。

Matteo Ricci，中文名利瑪竇，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他無論在印度還是中國，都沒有後來某些歐洲人對亞洲人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度，相反他極為尊重當地的文化。他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鑽硏中國典籍的西方學者，在中國士人階層頗受敬重，被尊為“泰西儒士”。這也是經歷四個世紀，他仍然贏得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高度評價的原因。利瑪竇在華積極學習漢語，能以中國儒家經典的用語宣講和解釋天主敎敎義。敎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硏討會”致詞中有如此評價：

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 “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敎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海嶠儒宗——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文物特展”序·二之一）

陳浩星

(序與跋)利瑪竇—第一位“世界公民”

陳浩星

利瑪竇—第一位“世界公民”

日本比較文學學者平川佑弘在《利瑪竇傳》中文版序言中說到，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甚至認為他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這種評價並非過譽，實際上已得到普遍的認同。

利瑪竇一方面用漢語傳敎，一方面鑽硏中華文化，並以淹博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知識博取中國人的好感與信任。這種傳敎模式被稱為“利瑪竇規矩”，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為後來赴華的耶穌會敎士所遵從。對耶穌會來說，利瑪竇是在華傳敎模式的偉大開創者；對中國人而言，他則是把西方文明帶到東方古國的文化使者。“文化交融”是實實在在的事。

猶記利瑪竇在其名著《中國札記》的第一卷第三章中如此描述十六世紀“中華帝國的富饒及其物產”：

由於這個國家東西以及南北都有廣大的領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斷言：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在單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可以發現這麼多品種的動植物。中國氣候條件的廣大幅度，可以生長種類繁多的蔬菜，有些最宜於生長於熱帶國度，有些則生長在北極區，還有的卻生長在溫帶。中國人自己在他們的地理書籍中為我們詳細叙述了各省的富饒及其物產種類。……一般地，可以眞確無誤地說，所有這些作者都說得很對：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東西，無論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與奢侈，在這個王國的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無需由外國進口。我甚至願意冒昧說，實際上凡在歐洲生長的一切都照樣可以在中國找到。

在議論中國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時，利瑪竇在同一卷第五章特別強調“它的政府的形成與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的都不同”。此說實在可圈可點：

在討論這個了不起的帝國的政府問題之前，簡略地介紹一下中國人在文學和科學上所取得的進步以及他們所習慣的授與學位的性質，將是有益的。中國政府的整個性質都與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聯繫在一起，它的政府的形成與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的都不同。雖然帝國並不由知識階級即“哲人”在進行管理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必須承認他們對帝國的統治者有着廣泛的影響。

當四百年後的我們讀到地球一端對另一端陌生國度的地理、物產以至國情的評價，看到的不光是人類文明交流的歷史，還應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審視現在，預見將來。這也是在利瑪竇逝世四百年之後，東方和西方都予以紀念的原因。因為在文化交流的進程中，無論對地球海岸線的哪一方，利瑪竇都是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特別是在今天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謂“文明衝突”論受到重視及廣泛傳播之時，利瑪竇的人生經歷、思想以及操守均可供後人參考、反省乃至追隨，這更應是本次展覽的意義所在。

為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中、意兩國多個機構攜手合作，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澳門舉辦系列紀念巡迴展。作為巡迴展覽的最後一站，澳門藝術博物館得到了兩岸三地衆多個人和機構的鼎力支持，在意大利展品的基礎上，還展出了大量與利瑪竇及其時代相關的珍貴文物，見證了利瑪竇如何經過澳門，把天主敎傳播到神州大地，又因此大大地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本展覽分成“璀璨的時代”、“中國傳敎行腳”、“早期天主敎在澳門”和“利瑪竇友人書跡”四大部分。其中， “早期天主敎在澳門”以衆多實物和相關硏究成果，呈現素有“天主聖名之城”之稱的澳門，在重要的歷史時刻中的獨特面貌。

利瑪竇在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踏足他寤寐以求的國度——中國，第一站就是澳門，自此以往，在回到天主懷抱之前，他都沒有離開過《兩儀玄覽圖》內的這片土地。作為中國人，特別是居於中國的澳門居民，八月七日是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能夠參與舉辦這個利瑪竇紀念展覽，我們不但感到榮幸，還深深地覺得，這是澳門居民應該做且必須做的事情。通過這個展覽，我們能更直觀地看到這位偉大的文化使者如何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看到他如何在東西方文化的加持下成長為東、西方的樞紐式人物。

當我們殷切地審視利瑪竇來華的歷程，追蹤他在澳門的生活痕跡，考究澳門過去的東西文化交流橋頭堡角色，澳門將來的路該怎麼走，也許應該了然於心了。

（“海嶠儒宗——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文物特展”序·二之二）

陳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