敎育抵抗者的跨國交會 林柏儀

敎育抵抗者的跨國交會

林柏儀

敎育抵抗者的跨國交會

——記2010年歐洲敎育會議

今年3月，透過電子郵件得知5月底，歐洲的學生團體即將在德國舉辦“歐洲敎育會議” （2010 European Education Congress），邀請各界人士討論各國敎育的問題與改革。這個另類的硏討活動，激起了我濃厚的興趣。我想多瞭解，歐洲的敎育異議者是如何思考當前遭遇的敎育私有化困境？能否擦出什麼樣共同行動的火花？

席捲全球的敎育私有化

搭乘倫敦出發的Ryanair廉價航空，5月21日，我來到了法蘭克福。由德國學生發起的學生組織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 (ISM)，相當有心地先邀請來自印尼、尼泊爾等亞洲國家的參與者，到法蘭克福舉辦兩天半的討論活動。他們希望透過進一步強化和亞洲參與者的對話，讓此次硏討活動注入“超越歐洲疆界”的多元血液。

ISM核心的組織者 Mo道：“現在的反對學費運動很關鍵，如果現在沒有反對成功，很可能再過三、五年，新的一批學生進到大學，大家都已經習慣了學費的存在，要再反對就更困難了。”我忽然想到說：“沒錯，而且德國的狀況，對全世界都有示範效應。不論香港、澳門、台灣、韓國等地方，不少校長喊着要漲學費，就說‘連德國等歐洲國家現在都要收學費了，我們當然也得要漲學費’。”

來自印尼的朋友分享道：“在印尼，不少學生都因為高學費，得要提前輟學，或者要承擔巨額的債務。然而，畢了業也一樣很可能找不到工作。”而來自尼泊爾的Hansan說：敎育的私有化造成敎育無法普及，甚至使得尼泊爾仍有四成以上的不識字人口。

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盛會

法蘭克福的討論會後，我們一行人搭乘火車來到德國西邊的小城Bochum，在大學參加一連六天的歐洲敎育會議。有來自20個以上不同國家、超過200個學生運動者參與討論，共計超過40個討論會於期間舉行。討論的項目，包括：全球性的高學費與高學貸趨勢；歐洲的高敎學制整合“波隆那歷程” （Bologna process）；英國、希臘、保加利亞、尼泊爾、印尼等國的敎育和學生運動概況；工運如何與學運結合；左翼運動中的菁英主義傾向…… 等。堪稱歐洲近年來“反對新自由主義敎育”的跨國討論盛會。

主辦歐洲敎育會議的規劃團隊，強調以“反層級權威、鼓勵平等參與”的態度規劃活動：不但有意弱化規劃團隊與參與者的區隔，所有參與者也可以隨時提案增添討論活動，只要自行刋登在佈吿欄即可。並且不建議報吿人採取“授課”方式，建議多採取“討論”方式進行。他們也鼓勵討論活動不用局限於旣定時間，若討論熱烈可自行延長，無人有意願也可提前結束。

一時之間，活動進行的景象是：有不少人在各個討論活動中自由分享，也有不少人在會場外的草坪上談天、思索。這樣的自主精神也融入了會議的飮食中，六天來的食物由參與者自願擔任廚師，烹煮出大量美味的素食，而由食用者自行取用、洗滌。

師生站在一起的反威權敎育學

這次會議的參與者，不只是學生，還有幾位應邀參加、或自行參與的大學敎師。除了來自希臘、西班牙的敎授外，還有來自加拿大渥太華的大學物理系敎授 Denis Rancourt。他在兩年前因為反對“強迫敎授給學生打分數、分等第的敎育體制”，將他班上的每位學生都給了A的分數；儘管已身為 tenure敎授（終身職敎授），他的反抗舉動還是讓他在六個月後遭到渥太華大學校方解聘，震驚各界。目前仍在與校方訴訟當中。

他主動在會議上分享他主張的“反威權敎育學”（anti-authority pedagogy），以對話的方式，娓娓道來：“我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大家是否同意，我們每一個國家的敎育體制，都在‘傷害’我們的學生？”

他強調“敎室作為戰場”的可能，說：“正是因為體制把我們牢牢地銬在一起，這日常生活的場域，例如學校中的敎室，就是最好、也最關鍵的反抗場域。”並主張“如果我們能讓學生質問每天發生在他身上的敎育活動，他們就很可能認識到壓迫的確存在，而採取行動來改變它”。

Denis不只在正式的硏討活動上大肆批判敎育體制，也積極地在各個時刻主動與學生進行深刻的交談。記得，閒談中他問我：“你現在到英國唸書，讓你感到最壓迫的是什麼？”這是一個重要的、但從來沒有老師問過我的問題。這是個敎育抵抗者的奇妙交會。

非歐盟學生得付三倍學費⁈

對我而言，參加此次會議，除了有機會多了解其他國家的狀況外，我還希望能做一件事：促成歐盟學生對於“非歐盟學生三倍學費”政策的批判討論，甚至一起討論可以做些什麼。

這議題來自在英國唸書後的觀察：非歐盟學生的高學費，越來越成為英國高敎的收入來源。動輒非歐盟生一年學費都在一萬英鎊以上，是歐盟學生的三倍。儘管，統計上這些非歐盟學生多數來自非富裕的“第三世界”。而相對的，這些歐盟學生倘若到這些非歐盟地區留學，卻不會遭受這樣的歧視性待遇。

不只在英國，此趨勢也已散播到了歐洲各國。

德國的朋友吿訴我：過去不分國籍一律免學費的德國，目前在部分的邦，甚至可向非歐盟學生收取到每年三千歐元之多（歐盟學生，最多只需繳納一千歐元）。而在本地學生激烈抗議學費政策，使得部分邦政府決定取消收取學費後，這些非歐盟國際學生卻依然得繳一樣的高額學費。

其他包括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西班牙……都有着類似的差別待遇學費政策。儘管芬蘭學生會持續抗議，今年芬蘭政府也才剛剛通過，從2011年開始，各大學可以自訂是否要向非歐盟國際學生收取學費，最多可以收取到每年一千歐元。而當英國收取歐盟學生每年三千英鎊（約折合三千六百歐元），非歐盟學生一萬英鎊（約折合一萬二千歐元）以上的超高學費時，這些國家還大有調漲的空間。

還記得，來自尼泊爾，現在到芬蘭攻讀IT碩士的Sita問大家：“現在歐洲還有沒有什麼地方，給外籍學生唸書，但不用收學費的？”結果，來自歐洲各國的學生都沉默下來，面面相覷。令人遺憾得很，免學費的歐洲高敎傳統，對於非歐盟學生已經是消逝的過去了。

共同反抗新殖民主義的歐洲高敎

所幸，參與討論的歐洲朋友們，的確認識到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歧視性學費不只是侵犯非歐盟學生而已，實際上也是各國“全面”收取學費的前哨戰：分而治之，結果是全面調漲，歐盟學生也將遭殃。

當我主動邀請有意參與進一步行動的朋友，在網路上先成立一個討論群組，多數人都響應參與。而數位來自意大利的朋友還提議：“這個問題的確很關鍵。它是當代歐洲國家把高等敎育藉以“殖民”他國的手段，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來反對！”“如果可能，我們可以在今年底前，再來辦一個一天的座談會，討論清楚這個問題的現況，還有思考可以怎麼行動。”

參與者漸漸同意：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剝削、殖民“他者”來牟利的敎育營利化邏輯。（二之一）

林柏儀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敎育抵抗者的跨國交會

林柏儀

敎育抵抗者的跨國交會

——記2010年歐洲敎育會議（下）

有幸參與2010年的歐洲敎育會議，除了邀請來自20個不同國家的朋友，討論非歐盟學生在歐盟遭遇的歧視性學費問題外，另一方面，我也提議進行另一個有關 “左翼如何看待敎育和敎育擴張？”的討論會。這個討論是想深化學生運動的訴求，在反對敎育私有化外，同時檢討敎育的根本性質。

左翼如何看待敎育？

對於不少強調“高等敎育是基本人權”（higher education is human right）、“所有人都該享有免費高等敎育” (free higher education for all)的學運訴求，我所提出的問題是：倘若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中，基於勞動力的競爭邏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管制，學校敎育的主要功能必然是培養企業需求的勞動力，以供其剝削獲利；那麼，擴張更多的此種高等敎育給每一個人，不就只是讓更多人被整合入這個體制？甚至促使資本有更多高技術的勞工得以剝削？儘管高敎是“免費”，這邏輯也未必會被翻轉，而且也沒處理到學生因此得投入在敎育中的時間和機會成本。

這個提問引起了不少爭辯。在最後的結論、以及共同聲明的草擬中，大家漸漸有了共識：我們要追求的不是“每一個人都該來接受正式的高等敎育”，相對地，而是 “每個人都該享有‘解放敎育’”(emancipatory education for all)——能夠通往個人解放以及社會改革的敎育。並且，“資本主義”作為關鍵的壓迫來源，有被挑戰的必要，否則敎育不可能解放。

德國的朋友做了個註解：“敎育”(bildung)這個詞在德文指涉的本來就不只是“學校敎育”(schooling)，而是指個人的啟蒙和成長。所以在德國提“所有人都該享有敎育”，意思上不會是“所有人都該進入學校敎育”，但英語概念中的敎育(education)，的確比較和“學校敎育”(schooling)直接連結，容易讓人誤以為 “education for all”只是追求“讓每個人都進學校”。

“我們的確無法只是靠更多人進入這個體制，來反抗這個體制。”他說。

國際串連的實益為何？

大體而言，參加歐洲敎育會議的成員們，對於要改變的問題頗有共識。各個國家日益高漲的學費、學貸、敎育經費刪減……等趨勢，對參加者來說都是要反對的課題。問題在於，我們能怎麼做，才能夠更為推進運動的目標？或者說，這樣的國際串連，對運動能有什麼樣的實益？

經營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平台，經常在網路上召開跨國學生運動者網路會議的Mo說：“當前各國都有類似的反對敎育私有化、反對學費的運動，但多半是各自行事而缺乏交流，很可惜。或許，如果能夠讓彼此間相互交流，認識到這共同屬於一個世界性的運動，在對抗共同的趨勢，對個別的運動將有鼓舞的效應。”

我同意Mo的說法和他的積極努力，但一個問題是：和其他國家交流，固然對一個國家的運動者有參考或鼓舞的效應，但是，這仍然是將各個運動局限在各個國家裡，各自對抗各自的政府、學校、或資本……A國的抗議還是很難與B國產生緊密連結。究竟能否有新的共同形式或基礎，能讓國際串連產生更進一步的團結效應？或者說，必要性？這是在參與這次歐洲敎育會議後，我心中產生的主要疑問。

無論如何，深度的跨國相互交流，還是有助於個別國家的運動者學習、累積經驗，也是各種合作的起點。而進一步來說，我們或許需要找尋一些“具體的共同敵人”—— 不論是國際性的組織、政策、或條約——讓抽象的反對訴求（如所謂的“反對新自由主義敎育改革”），有具體的共同着力點。

舉例而言，歐洲近年來推動的“波隆那歷程”(Bologna Process)，在歐洲各個國家高等敎育學制整合的過程中，大行敎育私有化的灌注，已經成為歐洲反新自由主義敎改運動的主要敵人之一。不少抗議活動已跨越國家邊界相互參與、支援。一場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的抗議，也可能看到他國運動者的身影。

而擺在當前全世界的範圍來看，這樣共同着力點是什麼？或者說，我們該急切挑戰的共同敵人是什麼？是IMF、World Bank的敎育與發展計劃？讓敎育產業化、得以跨國自由貿易的GATS協定？或是核心國家具有示範效應的高敎私有化政策？這問題値得進一步思索，凝聚出一個有“共通敵人”的抗爭議程。

如何共同關注南方？

再者，擺在實際脈絡裡，所謂的“國際串連”，面對當前世界“不均衡發展”的局勢下，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資源差異，也讓左翼間的跨國援助與合作產生可能和必要。

來自印尼的社會主義黨PEMBEBASAN的Surya吿訴我：“我們在雅加達的辦公室，大約有40位全職的工作者。”我問道：“組織如何有經費養起怎麼多的全職人員呢？”他說：“這40位目前都還只能是不給薪的全職人員，大多都睡在辦公室。組織如果有些經費，會提供一些食物……不過晩上睡覺的確很擠。”他苦思了一下，形容說：“就像是‘鹹魚’一樣，人都快疊在一起。”

另一位來自印尼的朋友Sista說：“像是這次來歐洲的簽證費用 60歐元，就要了我超過半個月的薪水，”Surya接着說：“如果有可能，可以尋求到一些第一世界國家的左翼人士，看透過什麼方式來捐助支持印尼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那會是很大的幫助。”特別在這資本全球化，第一世界資本大幅侵入第三世界剝削的年代，我們的確應該思索：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左翼運動之間，能有什麼樣的支援連帶？不論是在財務上的或是團結行動上。

未來的挑戰在哪裡？

在活動結束之後，我隻身回到了英國倫敦，接着整理好行李後回到台灣。在機場我寫信給幾位亞洲朋友說道：“儘管這次活動的氣氛和我過去的習慣有些不同，但活動中的許多人讓我深刻地想念着，或許是因為，許多人還眞是很‘神奇’。”能在短短期間內，和這麼多素昧平生、但又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處，眞是難得。

總結來說，今年參加歐洲敎育會議的經驗對我而言是個 “奇幻” 的一周。雖然沒有做出什麼具體的結論，但我想對不少參與者都有“開了眼界”的效果。這或許也是多數歐洲參與者期待的運行模式，儘管我或其他亞洲朋友不是那麼習慣。

在會議之後，ISM的朋友仍持續在國際串連上努力，預定在今年的6月和11月，舉辦全球同步的敎育抗議行動 “Global Wave of Action for Education”，德國、印尼、尼泊爾、克羅埃西亞……等國的運動者將一齊行動。而意大利友人提議的“反對歧視性學費”的座談集結，我也正在參與籌劃當中，預定可能在今年11月於倫敦舉辦。

至於，“解放敎育如何可能”、“國際串連的共同基礎和敵人為何”、“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援助串連”……這些問題，則還有待行動者在未來的實踐中，摸出一條道路來。（二之二）

林柏儀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