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學硏究界的巨大收穫 汪應果

澳門文學硏究界的巨大收穫

汪應果

澳門文學硏究界的巨大收穫

——論《漢語新文學通史》的學術創新

我硏究過海外華文文學，還招收過這方面的博士生。對於這個學科懷有深厚的感情。在硏究和敎學之餘，我總強烈地感覺到，將海外華文文學排斥在中國文學之外，實是一件很彆扭的事情，因為它一脈相承的仍然是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傳統，它的一枝一葉都似乎有一條根鬚與中國本土的文學和文化相連結，硬是將它與中國文學和文化母體隔離開來，委實很不自然。然而，這些文學發生在海外，不是在中國版圖上，作者的身份也未必都是中國人，將這樣的文學納入中國文學的版圖，又顯然不合適。這樣的難題和尷尬，通過《漢語新文學通史》，澳門大學中文系朱壽桐敎授和他的硏究團隊以創新的學術思維給解決了，値得慶賀。這一成果的出現表明，澳門的文學硏究已經走出了文學評論的輕車熟路，而開始以重量級的水平進軍文學史硏究層面，並對國內外文學史的學術理論界展開對話。

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台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納入“漢語新文學”，這不單單是一個概念的調整問題，而是一種毋庸置疑的學術創新，這樣的學術創新，首先體現在建立一個全新的現代文學史大框架，其次體現在其文學史觀念通向一種時代性的變革。

《漢語新文學通史》在數以百計的各種現當代文學史專著中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毫無疑問是因為它的學術外觀呈現出全新的文學史框架結構。這部文學史，首次將中國現當代文學、台港澳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融於一體，而且在學術上顯得那麼理直氣壯，再也不像以前的文學那樣，要顧及台港澳或海外，則須以某種類似於附錄的形式出現。在這部文學史專著中，我們不僅看到台灣、香港乃至澳門的文學運作，確確實實屬於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運作的一個有機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還能看到，即便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的漢語文學，也同樣應合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腳步，整個世界用漢語寫作的新文學其實都構成了一個整體，傳承着或反叛着一個共同的文學傳統，並且站在同一個文化基點上面對着西方文化和其他語種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史框架非常符合文學史發展的實際，而且更符合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趨勢。隨着世界和平和全社會協調發展格局的形成，拘守於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國家談論文學和文化的時代正成為過去，雖然我們離各種各樣的“大同社會”尙相距很遠，但在同一種語言及其承載的文化範疇內謀求對於一種文學共同體的統一認知，這不僅是可能的，也是應該的。《漢語新文學通史》正是在這樣的大趨勢下，為我們營造了漢語新文學的大格局。

這部文學史對於現有的各種文學史的格局性突破，更體現在它首創並成功地運用了按照文學史發展規律和文學自身的發展節奏劃分歷史段落的基本體例。我們在講論現代文學史的時候，太熟悉那種第一個十年、第二個十年或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表述方法，這樣的時間表述當然有它的依據，也有它的好處，那就是緊扣歷史，容易把握。但同時，歷史劃分的武斷在所難免，以政治歷史替代文學歷史的通病難以克服。《漢語新文學通史》的主持人別出心裁地設計出“從文學改良到文學革命”、“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從革命文學到普羅文學”、“從普羅文學到國防文學”、“從國防文學到工農兵文學”……的結構框架，完全保證了文學史的叙述在文學發展的自身節奏上進行歷史分段，旣不與政治歷史完全脫節，同時又突出了文學發展的特性和特有節奏，應該說這樣的表述更符合文學史乃至歷史的眞實。特別是，這樣的歷史框架及其命名，非常精彩地體現出編著者對於文學歷史特性的把握，例如“工農兵文學”、“紅旗文學”、“紅太陽文學”的概括，旣突出了這些文學的共同的“紅色”特點，又強調了它們之間的歷史區別性，實在是一種高超的文學史概括。這部文學史相當多的文學歷史時期的命名都是人們慣常使用的概念，如“普羅文學”、“國防文學”等等，但將這些概念運用於文學史的一個時段的概括，也是這部書的創新，同時也體現出編著者對於那一段文學史理解的深切與獨到。由於編著者堅持要將文學史的分段與相應時代的文學命名聯繫在一起，他就不得不在沒有現成命名的情況下用自我命名進行彌補，這樣的自我命名有些看來有些勉強，如“後設文學”之類，但有的卻不能不說相當精彩而富有創見。以前，我們都將抗戰以後的 1940年代末的文學簡單地稱為“國統區文學”或“解放戰爭時期文學”，這樣的概括不僅缺乏力度，而且很不準確。《漢語新文學通史》將這一段文學概括為 “國難文學”，非常別致而精到。這樣的概括解決了一個問題：通常我們將抗戰後期的文學都算在“國統區文學”之內，但抗戰初期的文學難道不在國統區之內？現在，由“國防文學”（聯合戰線）轉換為“國難文學”，就無需作那麼清晰的區域劃分。無論是日本人的侵略還是中國內戰，都是國難時期，日本人的投降並非宣吿國難的結束，只是到了內戰結束才意味着國難的結束。

這部書可以看作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通史”的延伸版，因為它的主體部分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叙述。但如果這樣看，就會粗疏地忽略它的學術創新。漢語新文學無疑要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主體，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歷史的和學術的必然。但是，《漢語新文學通史》即使是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主體，也不能說明它只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通史”的延伸版，因為它的框架結構早已越出了中國新文學的範疇，它是在整個世界的漢語寫作的高度看取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及別的區域的漢語文學，在它的學術視野中，語言綜合體的認知比國體認知和區域認知更重要，也更眞實可靠。這就意味着一種全新的文學史觀的成立。

這樣一部大書，不可能沒有瑕疵，但所有的瑕疵都無法掩蓋編著者學術突破的野心與意氣。朱壽桐在內地即以善於學術突破和學術創新著稱，他不同於別人用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硏究創造社，而是從情緖詩學的角度解讀它，並開創了文學社團硏究的先機；它不以唯美主義或古典主義為標竿衡量新月派，而是關注它的紳士文化氣韻；他組織了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還率先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文體，開創了從負性背景和空域背景硏究現代文學的學術新路。到了澳門以後，朱壽桐從澳門的歷史和現實狀況以及澳門文學的實際出發，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格局進行了全方位的審思，提出了“漢語新文學”這一重要概念，並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這部《漢語新文學通史》就是在他這一學術創新的思想基礎上設計操作而成的，體現了他的“漢語新文學”概念倡導的精神與實績，這也應該算是澳門文學硏究界的一個重大的學術收穫。

說這部書是澳門文學硏究界的重要學術收穫，並不僅僅因為這部書專列了澳門文學的內容，使得澳門文學在整個漢語新文學的平台上有了登堂入室的機會。事實上，這不是自本書開始，澳門文學在整個漢語新文學史上的地位自應有科學的價値審定，本書對澳門文學的價値審定未必是最科學的或最後的結論。這部書的學術創新主要體現在理論的突破上，而且這理論突破不僅超越了中國現代文學硏究的閾限，甚至超越了中國文學的硏究範疇，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理論硏究方面都體現出剛性的學術品質。漢語新文學概念因應着現代社會出現的移民普遍化和人居自由便利的現實，突破國族地域限制，將漢語新文學的發展納入整體考察之中，這樣可以避免有些離散文學家的歸宿地問題，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以語言為依據對文學的種屬進行學術分類的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基本上來自於朱壽桐的獨立思考，雖然他借助了“言語社團”和“語言共同體”的理念，但他的理論支點是：總體上和整體上的漢語寫作對於人類文明作出的貢獻，無論被稱作“中國氣派”還是民族風格，其實都不過是中華文化原型的語言體現。任何種類的文化，特別是通過文學作品體現出來的群體文化，都主要通過語言的表述和寫照加以傳達；文化有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等等各類形態，不過最切實的文化形態則是由同一種語言傳達出來的“共同體”的興味與情趣，也即是同一語言形成的文化認同。中國傳統文明的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各種心態驅使下，經常被理解為或詮釋成東亞各民族的共同遺產，但通過漢語表達並成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遺產，則是使用其他語言的任何別的民族都無法強取豪奪的。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以語言來分辨文學的種類，以漢語來統一審視我們面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台港澳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才是最穩妥、最科學，最具有學術可能性的。

汪應果

（作者為澳門科技大學基礎敎學部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