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語言與世界碰撞

當語言與世界碰撞

有時我明顯感受到自己擁有人類以外的靈敏觸角，我有更多的手，觸摸我所在的土地，我有好多敏感的觸角，無限延伸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人一輩子有多少機會能夠奉獻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只為了讓世界更美好？”

“我能不能？”

好多時候，我更像是昆蟲，彷彿知道一生極短，急迫地想辦法釋出生命全部的力量。這可能是敎育的使命使然。你或許也和我一模一樣，有了不去愛人就會死掉的病。

諸如下列的問題，常困惑着身為文學創作者、敎育工作者的這個傢夥，如鬼魂纏身，揮之不去。

“怎麼創作？為什麼創作？”

“怎麼解讀文本？如何解讀文本？”

“怎麼敎導學生解讀文本？如何敎導學生解讀文本？”

“文學敎育的意義又是甚麼？”

這是我在學院之中，甚至進行文藝敎育工作的這幾年來不斷思索的核心問題，而在多年的敎學過程之中，我似乎看到些甚麼。

準備着閱讀和寫作課，多年來自忖的問題，又重複在腦海中翻騰。每次備課，翻找腦葉，出現的是：司馬遷、陶淵明、蘇軾、張岱、劉以鬯、北島、顧城、莫言、辛波絲卡、村上春樹……我該不該帶領學生從作者、文本、讀者的角度對文藝術作品重新閱讀審視？

對於曾經專硏語言文學的你，可能會好奇於題材、鑽硏不同的美的醜的藝術形象、討論主題等等；你丢掉文本，在一旁窺視讀者、作者的經驗層，你該找回超越一般的文學書寫和文學閱讀經驗的超驗解析……

那麼多那麼多的胡忖亂想，反而脫離了語言最初的意圖——詮釋生命自我對世界的認知。

在這幾年的敎學經驗，“內容為體、形式為用”亦或是“形式為體、內容為用”的問題，深深地困擾着我。腦海裡的辯論，也在前年兩岸四地同文異敎的交流中出現：一位來自台灣的語文老師，在《陳情表》中使用了商業周刋出版、拍攝的《水蜜桃阿嬤》，從李密的生平與學生討論如何面對一段即逝的生命，引起軒然大波。內地老師質疑這樣是否會本末倒置，使語文敎育成了公民敎育，這樣的交流令我震撼，並深深思考文學敎育的意義何在，兩岸各自側重的敎育點會不會有所衝突？影響學生的閱讀思維？甚至使兩岸文學評論家在作文本閱讀時產生重大分歧？

我才發現自己仍然堅信，語言必須深耕在人的生命裡頭，從內在的生命出發。敎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敞開一個人說話的機制，讓人在語言之中發現自己。若是把人與語言兩分，把語言變成是外加到人的身上、透過訓練令學生熟悉的 “技術”或是“工具”，期待藉以這樣的“訓練”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學生就會變成被動的角色，而非主動的創造者。

那麼，語文敎師的責任又是甚麼呢？

我想，敎師的首要責任，不是單方面的傾倒文學知識，更應該以最為精確的文字，“分享”自己挖掘生命經驗，並能從聽者慣常使用的語言中接受其對於生命的疑惑。我相信，解決語言問題，同時也是解決生命的問題。

創作者最大的痛苦，即是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互相抵抗，這或許只是因為文學創作者比他人更具有敏銳的觸覺。人類本來就是活在虛構與紀實之間，並來回奔走，以致更加理解、建構自己的眞理。

個人由文字所構成的意義世界，與所建立起來的自我世界具有緊密的關連性。提升語言能力，不只是要從形式上下手，更多的時候，應該是讓學生對自身的生活的深刻理解然後精確地再叙述。一如我們幼年時為了表達喜怒哀樂不同的情緖，會盡一切力量挖掘個人的生命體驗，然後從中去尋找、創造符合情境的語言。

有生命經驗，才有命名的可能。成就散文、小說、詩歌、戲劇，都是一種透過對話與情節描述而達到自我生命完整的訓練。

透過生命史的書寫，方能建立起自我和文化的和諧統一。

我永遠記得劉小楓敎授在《拯救與救贖》裡提到詩人寫作的原因，乃源於“孤獨無吿的靈魂，需要愛的救贖。”當然這是從基督敎救贖思想的角度出發，但反觀中國文學史，陶淵明或司馬遷開始，魯迅巴金老舍，還是台灣的賴和、鍾理和到今天的鍾怡雯、李欣倫等……何者不是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進行一系列檢視自己(如疾病)、反照他人生活狀態(如從司馬遷、李欣倫的旅行散文的變形)的身體書寫？

二○○九年村上春樹在獲得耶路撒冷文學奬的得奬感言中說到，小說家身為謊言製造者，他們“通過講述精巧的謊言，通過編造看起來是眞實的虛構故事，小說家能夠把一種眞實帶到新的地方，賦予它新的見解。”我一直認為，眞正的身體書寫，不只有木子美、衛慧文字中的性啟蒙狀態，而是把全人類共同會有的感動與痛都包含在其創作之中。

當文學敎育帶給學生文字虛構的樂趣時，是不是同時也應該讓學生從身的生命史書寫中挖掘到事實與眞理、清楚自己深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的責任為何。馬丁·路德·金所言“敎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敎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釐清眞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或如村上春樹說，在我們以虛構的文字形式在取代最原初形態的事實，首先要釐清的就是“眞實在哪裡。”

我並不是要求每個人在進行書寫或是閱讀的時候，都時時念想着其創作是否具有社會意識與責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就連攝影大師森山大道都說：“相信透過鏡頭即可喚起對社會問題的意識，那樣的幸福時代已經過去。”(《邁向另一個國度》)如果要談社會議題，光靠文字或是鏡頭的確不夠，但當我們面對講述生命史的重要時刻，是不是應該更加誠實地面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生命體驗(其中也包含了時代)，選擇自己擅長的語言(無論是強烈的小說/詩歌/散文/電影分鏡的方式來思考生命)，而非單方面從生命、或是從使用技術層面思考。從人生中挖掘語言文字，並且以之作為思辨眞理的媒體，這是我在進行個人創作和語文敎育時的反省。

林大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