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指從「五一」遊行演變成警民衝突來看 有必要完善集會法條文 

學者指從「五一」遊行演變成警民衝突來看 有必要完善集會法條文 
　【專訪】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國強表示，從「五一」遊行事件，有必要對《集會及示威權法》所規定的司法審查機制作出適當的完善性立法。
　趙國強昨在一研討會上發言時表示，今年澳門的「五一」集會遊行，又一次演變為一場警民衝突，從長遠而言，為了解決矛盾、防止衝突發生，惟一的出路就是必須由代表公正、公義的第三方來作出評判，亦即是法院。
　他認為，要從根子上杜絕再次發生類似「五一」遊行引發的警民衝突，有必要對《集會及示威權法》所規定的司法審查機制作出適當的完善性立法。
　第一，加強可行性。由於在法治社會中，集會、遊行、示威既是居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也是居民經常行使的政治權利；而這些政治權利的行使，又不可避免地會與社會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發生密切的關係，在一定情況下，行政機關對其作出適當的限制在所難免，因此，如何發揮司法審查機制的功能，將行使權利與限制權利之間的矛盾提前化解，防止矛盾轉化為警民衝突，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為此，《集會及示威權法》僅僅規定司法審查機制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必須讓這種司法審查機制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可行性，只有這樣，司法審查機制才不致於成為一種表面擺設，才能實實在在的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如上所述，從《集會及示威權法》現行的規定來看立法者有必要對告知程序、通知程序以及上訴程序在時間上作出調整，使司法審查機制真正得到落實。當然，具體如何調整，立法者可以廣泛諮詢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並從實際出發，對居民提起上訴的時間、當局提出答辯的時間、法院作出判決的時間要統籌考慮，以保證司法審查機制從啟動到結束要有一個最起碼的運作時間。同時，按照特事特辦的原則，在立法上也應該將涉及基本政治權利的行政訴訟作為緊急行政訴訟程序處理，按照不同情況，可以作一些特別的規定。
　第二，明確規定「不告」的法律後果。如上所述，規定「不告」的法律後果並非是要強制居民行使啟動司法審查機制的權利，它僅僅是表明法治社會的一種基本要求，即對政府管治權必要的尊重和服從。當居民對行政機關的某種行政行為感到不滿，覺得其不恰當、不合理，而法律又賦予居民請求法院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加以解決的權利時，你不使用此項權利，就應當服從行政機關的要求，這不是專制，而是法治。為此，《集會及示威權法》不僅要規定一種具有很強可行性的司法審查機制，使居民得以運用這種權利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免受不恰當、不合理的行政行為的侵害，而且也要明確規定居民不行使該等權利所帶來的法律後果。當然，作為法律後果，還必須明確規定，一旦法院作出判決，無論是集會、遊行、示威的發起方還是警方，都應當無條件地遵從法院的判決。
　另外，澳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蔣朝陽，對規範合法性審查的限度作了發言，他認為，司法活動中，對規範進行合法性審查，既是適用法律的邏輯需求，也是適應澳門回歸後原有法律有條件保留的需要。在基本法的框架裡特區法院在審判活動中對規範的合法性審查，包括對基本法的適用和解釋不能理解為憲法訴訟。它雖然具有某些「違憲審查」的特點，但與典型意義上的違憲審查有區別。法院依據基本法對普通法律規範進行審查，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違憲審查，他僅僅是「一國兩制」下法院在司法活動中對規範適用的判斷和選擇，或者說對合法規範的適用。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法院在行政審判中對行政行為所依據的規範合法性判斷，要在判斷的主體、採取的程序、審查的標的、誰來提起、如何審理以及如何做出裁判等諸多問題上設定合理的機制。當然，這就涉及特區相關法律的修改，這可能是下一步的研究重心。◇

本澳與內地學者在學術研討會上 對澳法制發展各抒己見 
　【專訪】澳門學者同盟舉辦「法治建設與法制完善」學術研討會，來自內地及本澳學者，就法制方面發展表達意見及交流。
　是次研討會昨日假理工學院舉行，出席開幕主禮者有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法務局局長張永春、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懷效鋒、澳門學者同盟常務副會長駱偉建、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理事長曹錦俊、澳門法制研究會會長陳華強。　該研討會分上、下午進行，來自內地及本地十多名學者就法制發展表達意見。
　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姬朝遠認為，倘若上帝能給予澳門博彩業永久的繁榮，澳門除了出入賭場，來去匆匆的過客之外，就是澳門較為封閉的傳統社會，澳門較為封閉的社會自治模式和較為安穩的自足經濟可能會使繁冗晦澀的法規再延長一段時間，因為，放棄與改變，意義沒有甚麼兩樣。
　然而，澳門博彩業面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競爭，自身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增加。澳門經濟多元化畢竟需要國際資本的介入和國際社會的參與，如果澳門的法制仍然停留在讓人無法理解的水平上，不僅無益於澳門特區當代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會給後人留下法治成就，還會給澳門的未來製造法治的負擔，澳門未來在國際上還有生存空間嗎？
　澳門法制研究會會長陳華強表示，澳門現時基本上沒有專門的調解機構，至於世貿中心的仲裁中心，有獨立的調解程序，雖然程序獨立，但仍不是獨立的機構。他認為，調解程序，確實是一個有效地解決爭議的非訴訟解決爭議的方式，近年在世界各地均盛行及得到良好的結果。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地區的制度已較澳門完善及先進，政府的宣傳及推廣的力度明顯較大，因此，為解決澳門司法積案的需要，調解程序之推行確為一種可試行的新方法。
　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郭天武表示，也要看到，公權力在具體運作過程中並非盡如人意，仍然存在需要不斷進一步規範和完善之處。分權制衡一直被視作有效制約權力的膨脹濫用，最大限度遏制腐敗現象的良方。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指導下，在《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框架之內，進一步處理好澳門特區和中央及其他地區的關係，優化特區內部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之間的配置，更好地發揮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權力之間的制約作用，並不斷地將這些理念落實到具體的法律規範中，將保障澳門特區以更加自信和積極的姿態，迎接又一個繁榮穩定的新時期。
　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認為，當前，「一國兩制」理論研究方興未艾，但仍有待進一步加溫。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為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服務；研究「一國兩制」，就是建設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價值體系、推動民族偉大復興的早日實現；研究「一國兩制」，必然有助於在新形勢下改革開放思維的完善、成熟化。因此，身為思考型社會成員一族，要告別依賴思維，要主動承擔，要敢講真話，要調動群體智慧；不要「等靠要」，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怕」字當頭，不要口是心非。
　澳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兼副教授唐曉晴表示，法律文化不斷發展的大陸法系的不同國家雖然存在交差繼受的情況，但是一般都有屬於自己的法文化與文化背景，所以，大環境的改善只能提供一定的助力，而法學卻必須關注細節。在這個環節上，澳門法律還是必須走自己的路，培養出自己的研究隊伍。
　當澳門政府的政策只顧及填滿司法系統的職位，而不著重於形成一個有規模以及有利科研能力的法學者階層，而法典化移植後的立法與社會發展又進一步疏離原來的被繼承者的時候，其法律秩序的再生能力也就隨之變弱了。
　澳門法學和澳門法制如何走自己的路至今仍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師喻文光表示，澳門的博彩業在監管上，還存在諸多問題，尚需進一步完善。綜觀德國對博彩業，尤其是賭博業的監管法律制度和措施，結合澳門博彩業法律規範，認為其對澳門博彩業監管具有以下啟示意義：
　首先，博彩業開放的同時要加強監管，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豐富監管手段和措施。德國各州的賭博業正在逐步開放，體育博彩的國家壟斷性不斷受到私人企業的質疑和挑戰。今年九月八日歐洲法院的初步判決認為德國公共彩票和體育彩票的國家壟斷經營不符合歐盟法律。預計德國各州會對此作出應對措施。但不論德國博彩業是否全面開放，現行的監管法律制度不但不會鬆動，反而會加強，因為監管的力度是與開放程度對應的。他認為，德國博彩業監管中的一些具體做法對澳門也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例如，對博彩業廣告內容和方式的限制。賭場廣告僅限於介紹和解釋賭博遊戲，不得誘惑受眾參與賭博，不得誤導受眾或針對青少年，不得在互聯網、電視和電訊工具上作賭博廣告等。這對澳門賭場廣告滿天飛有直接的啟示作用。而澳門博彩業的健康、有序發展需要一套切實有效的監管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