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允中提出依法施政八核心 2010年09月18日

楊允中提出依法施政八核心
2010年09月18日

　　【本報訊】特區政府一直強調「依法施政」，有學者認為其核心要求應包括包括行為合法化等8點核心要求。同時，政府必須加強青少年認識「一國兩制」，教導他們社會多元化、個性化、民主化不可逆轉的思緒。

　　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昨日發表《「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體系》論文，他提到讓居民特別是青少年深入推進「一國兩制」教育，必然導致新型「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形成，構建與本澳制度相適應的新型社會價值體系，具有特殊意義，包括：一、尊重中央和國家的層級觀念；二、維護憲法、憲政的全局觀念；三、堅持以民為本的文明施政觀念；四、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觀念；五、「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奮進觀念。


　　故此，他認為，通過各種教育形式令「80後」、「90後」以至「00後」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持續得到提升，關係到傳統薪火相傳的基礎工程。估計未來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領域有兩個突出關注熱點，即社會多元化、個性化、民主化不可逆轉，但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十分必要；和諧、寬鬆、包容是社會主旋律，但必要時基於對本地整體利益的維護，也應果斷作出反應，落實「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

　　需政府社會上下一致切實推行

　　關於施政理念，楊允中提出依法施政核心要求，可以歸納為8點，包括：一、行政行為合法化，積極作為與積極不作為兩個方向的行政行為；二、行政決策科學化，決策過程要堅持優選原則、利大弊小原則，受益面最大化原則；三、行政程序正當化；四、行政服務高效化；五、行政誠信守恆化；六、行政監督自律化；七、行政責權一致化；八、行政理念到位化。

　　他認為依法施政需待於政府上下、社會上下方向一致的身體力行和切實推動。

郭天武：完善立法會提案權
2010年09月18日

　　【本報訊】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郭天武昨日發表《〈澳門基本法〉實施現狀評析──以公權力的配置為視角》論文。他表示，澳門特區成立10年以來，《澳門基本法》對公權力的配置機制已經在運行過程中順利地渡過磨合期，向着更加平穩與合理的方向邁進。然而，特區權力體系特別是在權力間的制衡方面，尤以立法會的提案權仍然需要不斷完善。


　　郭天武指出：目前立法會在審議法案方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時間不足。從行政機關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到做出一般性引介，往往只有數天時間，雖然部分議員兼任行政會成員，但由於很多法案的制訂過程具有秘密性，這種制度安排的收效並不明顯。

　　優化立會選舉汲納精英專家

　　他指出：故此經常出現行政機關在提交法案之前，完全沒有就法案的主題和內容向立法會作過事前溝通，這很不利於議員充分了解法案內容和徵求社會各界意見。同時，由於受到立法會自身工作時間安排的影響，法案引介後的討論時間也不甚充分，一般性表決通過的時間僅約10天，細則性表決通過的時間也僅為兩個月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立法質量和民間參與程度。

　　此外，由於《立法會議事規則》不允許立法會直接就《澳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中列舉的事項提交隨後提案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立法會議員審議法案的能動性。

　　郭天武倡議：一、鼓勵民眾積極參與立法會選舉，優化立法會的選舉方式，盡可能減少目前以封閉候選人組別為單位參選所可能造成的「裙帶效應」，汲納更多的政治精英、法學家、文化界人士等具有高度理論涵養與公共意識的優秀人才進入立法會。

　　制訂年度立法計劃進度安排

　　二、可以考慮以立法會為主導，行政機關共同參與的形式制訂詳細的年度立法計劃，在計劃中列明本年度預備審議的法案名稱和進度安排，除非遇到緊急事件啟動緊急程序，否則政府提交法案應依照立法計劃進行。這就給予議員較充分的時間收集與法案有關的資料和民眾意見，做好審議的前期準備工作。

　　三、在法案通過一般性表決之後，有必要充分發揮立法會議員了解和熟悉社會民意和訴求的優勢，以及審議法案方面的技術專長，就其中的細節問題進行充分溝通和論證，並系統地提出自己的完善方案。然而，由於目前就《澳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所列舉事項提出的法案，其隨後提案權專屬於行政機關，致使議員只能通過與政府溝通傳遞具體意見，而兩者間的溝通渠道又不盡完善，這很不利於立法會開展工作。

　　郭天武又指出：對已經一般性通過之法案的細節問題提出修改意見，並不會侵蝕行政權的專屬性和權威性，不應對隨後提案權進行如此嚴苛的限制。未來如時機成熟，期望通過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等方式，使立法會與政府機關分享隨後提案權，落實立法會對法案的監督和審議職能。

澳法制建設落後先進地區
2010年09月18日

　　【本報訊】澳門學者同盟昨日舉行「法治建設與法制完善」研討會，主辦單位認為本澳的法制建設程度與先進地區相較仍有一定差距。此外，有學者認為本澳熟悉法律的人才缺乏，惟法律系畢業生則出現過剩情況，他期望有機制讓人才投身法律工作。


　　澳門學者同盟常務副會長駱偉建認為，本澳法制建設程度有提升，惟與先進地區相較仍有一定差距，故他期望今次研討會能加強本地與外地學者交流，從而完善本澳法制建設。　　　　　

　　社會應提供機會培訓法律畢業生

　　研討會昨早假理工學院綜合樓舉行，檢察長何超明、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法務局局長張永春、行政暨公職局局長朱偉幹、澳門學者同盟常務副會長駱偉建主持開幕儀式。

　　此外，澳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唐曉晴昨日接受訪問時表示，本澳一直有培養法律人才，他們畢業後投身社會服務，然而，從工作中學習是不能在學校內掌握，學校有其培訓，職業亦有其要求，學校只是知識上的培訓，大學有培訓基礎內容，社會亦要向他們提供機會。

　　他說，人才培訓出來後，工作單位需要實務與知識兼備的人才，故人才需要訓練，新畢業生可能予人太大期望，出現落差。故此，他期望有機制讓人才投身法律工作。

　　唐曉晴表示，法律人才需求迫切，特別是能對法律駕輕就熟的人才，因為每年均新增不少大學法律系畢業生，可能造成人才過剩。外地回來的法律系畢業生，在完成導論課程後即可投入本地法律工作，加上本地大學的畢業生，若全數投入法律工作，是足夠的。

粵港澳合作須設獨立機制解決爭端
2010年09月18日

　　【本報訊】粵港澳未來必定朝更緊密合作方向發展，打造珠三角同城化。然而，在合作過程中不免出現利益爭端。對此，有學者倡議設立獨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充分尊重港澳法律制度。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慕亞平昨日發表論文，題為《健全粵港澳緊密合作相關機構安排的構思》，他指出：粵港澳合作現有機構安排的現狀與不足，雖然已有中央和廣東省發布的一系列文件作為指導和綱領性依據，對粵港澳緊密合作具有巨大指導作用，惟相關文件在機構安排上較概括，還停留在指導原則和行動綱領方面。

　　其次，由於港澳為特別行政區，擁有內地各省區無可比擬的自主權，又分別是WTO框架下的單獨關稅區，與整個中國內地具有在WTO組織中的同等地位。此時廣東省與港澳的地位就處於不對等狀態。其三，現有的組織機構存在缺陷。目前廣東省與港澳進行合作的組織方式分別為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形成兩條分開並行的路徑，不利交流。

　　其四，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與粵澳合作聯席會議還未形成常設機構。其五，粵港澳合作聯席會議下設的聯絡辦公室，在法律程序上還不夠完善，目前所發揮的作用比較單一，基本上只是聯絡作用。其六，專責小組工作內容目前還不夠廣泛與深入，未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梳理與調整。

　　建立三方常設機構增決策職能

　　慕亞平提出：由國務院主持制訂更加具體的粵港澳緊密合作區規劃綱要，進而在中央相關機構主持、三方共同參與下簽訂一系列合作協議，並陸續制訂相關工作規範，將粵港澳緊密合作區建設成為CEPA進一步深入實施的先行者。

　　其次，他倡議完善粵港澳緊密合作區議事與決策機構，研究重大合作事項，達成戰略共識，形成合作綱領性文件，指導和推動合作的開展。同時，應視聯席會議起到協調和執行職能，簡化環節，提高工作實效性，可將現有聯席會議制度發展為常設機構，提高工作效率。

　　他指出：應形成「粵港澳緊密合作區」，把兩個聯席會議整合成為三方合作的常設機構，集中增強權力機構與決策議事機構的職能，將其他職權下放給下屬部門。

　　考慮差異性尊重港澳法律制度

　　慕亞平稱，三地聯絡辦公室長遠而言，更應偏重於行政職能的機構來協調解決合作爭端，發展下去恐怕還是由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來解決合作爭端更為合理。故此，他指出：設立獨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必須考慮統一主權之下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文化背景的同一性和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差異性的平衡和協調，充分尊重港澳的法律制度。

　　他解釋：解決爭端應先以協商方式進行，建立調解機構，應對不能協商的情形。同時，亦可建立仲裁機構，以仲裁為最終的司法解決途徑；此爭端解決機制可作為CEPA爭端解決機制的局部嘗試，發展完善之後，可以在整個CEPA的框架內推行。

　　慕亞平總結時指出：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區的有效運作，不僅需要三方高層人員參與，更重要的是要有金融、經濟、法律等各類專業人員參與。所以，針對不同機構和部門不同的側重點，應安排不同專業、背景人員的數量和比例，加強民間合作。

學者：借鑑德國法律監管博彩業
2010年09月18日

　　【本報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師喻文光發表《德國博彩業監管法律制度及其對澳門的啟示》論文，指出德國法律對博彩行為有嚴格規管，如大多數州的賭博業法都規定監管機構在履行職責時，有權採取必要的具體措施。對此，他認為對本澳可作借鑑。

　　他說，本澳雖有《澳門基本法》第118條、《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澳門娛樂場博彩或投注信貸法律制度》等法律，惟博彩業的監管還存在很多問題，尚需進一步完善。政府於2009年施政報告中，也強調要「加強博彩業管理」、「嚴格調控博彩業規模」等方針，均涉及博彩業的監管問題。

　　喻文光稱，德國博彩業監管從公共安全和秩序法的角度來規範賭博業，詳細規定監管機構可以採取的措施、列舉各種違法行為及懲罰措施的做法，對澳門具有一定借鑑作用。其次，在澳門博彩業的立法目的方面，應當強化對賭癮的防範與克服，以及限制博彩業的規模。

　　防控賭癮應作重要立法目的

　　他解釋，根據研究指出：政府平均從博彩業中得到l美元的稅收，就要花費3美元用以對付博彩業所帶來的各種消極後果。同時，據統計數據，本澳病態賭徒佔成年人口的比率逐年上升，2007年為6%。故此，喻文光倡議把防控賭癮作為重要的立法目的，列明在博彩業法律中。

　　最後，他表示，德國博彩業在監管中，亦對博彩業的廣告內容和方式予以限制，賭場廣告僅限於介紹和解釋賭博遊戲，不得誘惑受眾參與賭博，不得誤導受眾或針對青少年，不得在互聯網、電視和電訊工具上發布賭博廣告等。

　　這對澳門賭場廣告「滿天飛」有直接的啟示作用。又如，德國要求博彩公司和中介人都要發展和實施一套社會方案，來預防和克服賭癮以及防範社會危害性，以上均可作為借鑑，用於治理澳門病態賭徒日益增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