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電影傻子遇到文學傻子 東 瑞

當電影傻子遇到文學傻子

東 瑞
《酒徒》電影劇照

當電影傻子遇到文學傻子

——有感於黃國兆將《酒徒》拍成電影

聽到劉以鬯經典代表作、長篇小說《酒徒》即將拍成電影的消息，已有一段時間；奇怪的是，“只聞樓梯響，不見玉人來”。

原來，如果不是讀了黃國兆的〈把《酒徒》搬上銀幕的挑戰與困惑〉、〈把《酒徒》拍成電影的苦與樂〉兩篇文章，我還眞不知道其中的原委和內情：香港一部文學名著要搬上銀幕，原來是如此困難重重！

將文學名著改編成劇本，拍成電影，並非誰的發明或發現；中外電影史上早有先例。成功者如《亂世佳人》、《飄》、《魂斷威尼斯》、《靜靜的頓河》、《林家舖子》、《早春二月》、《祝福》等等，都是極為成功的例子。然而，香港將文學原著搬上銀幕的，不是沒有（例如張愛玲、亦舒、李碧華、金庸等的作品，不少已拍成電影），但都偏向於流行作品；武俠小說屬於另類通俗文學，李碧華許多小說根本是為電影度身訂造。進入廿一世紀，香港電影改編自文學作品（狹義的，指純文學）的，更是鳳毛麟角或每況愈下了。是香港缺乏好的、文學價値較高的作品，還是電影圈某些人士價値觀不同，並沒有把心力放在這方面？看來是後者。除了劉以鬯寫了很多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之外，還有舒巷城、海辛、林蔭、周淑屛等一系列香港作家，都是以寫反映香港城市現實為特色的“本土文學”。如果不以香港城市特徵為賣點，那麼，文學性特強的香港文學作品，長篇比較之下，確是少一些（不是沒有），但中、短篇之多，卻有如天上星星。問題只是你願不願意去發現和發掘而已；正如黃國兆之鍾愛《酒徒》，十幾年前買下改編成電影的版權，十幾年後，為實踐諾言，終於成功拍成電影。表現了極大的誠意。黃國兆的《酒徒》電影劇本和電影，普遍獲得“忠實於原著”的好評。何況，《酒徒》拍攝的難度太高！可見，香港不是沒有優秀文學作品，而是缺乏像黃國兆這樣的有心的好導演。香港電影向下滑落的時期（近二十年）以迄於今，題材仍然毫無新意，大部分圈內人士，始終只是將電影當作一盤生意，又以觀衆的胃口和需求作為藉口，旣沒有承擔失敗的勇氣，更缺乏一種拍攝高素質電影的理想和追求。在這種電影生態裡，香港銀幕怎能不充斥黑社會、暴力、血腥、宮廷陰謀……黃國兆以電影《酒徒》為第一炮，呼喚香港“文學電影”之魂回歸，又怎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怎能不叫人肅然起敬？

黃國兆以《酒徒》作為香港“文學電影”來拍攝，具有一種很大意義的示範作用，可以肯定，他已將個人的得失（尤其是經濟上的）置之度外。正因為我們的商業社會有這樣的“傻子”，我們的社會才有希望，電影才更多樣化，人們才有更多的選擇。依我看，起碼有這幾點意義：其一，鼓勵電影人士拍攝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一方面有助於提高香港電影的素質，加強其文學元素，不要老是給外人淺薄、胡鬧、無厘頭、暴力等等壞印象；另一方面衆所周知，純文學在香港處境艱難，改編成電影，有助於宣傳，廣為人知。其二，有助於香港電影題材的擴大。香港電影從六七十年代鼎盛時期的高產量到近年的大銳減，除了成本的暴漲、電影運作模式的變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題材的匱乏，像《歲月神偸》、《月滿軒尼詩》、《志明與春嬌》等那樣的電影，其實在香港中短篇中不少，剩下的只是你願不願去挖掘而已。其三，提供了從文學原著改編為電影劇本的範例。從原著文本到劇本文本，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本。不是說《酒徒》劇本編得特好，說實在的，在香港，電影劇本很少公開發表。原因很多。一些導演拍電影，沒有寫好的劇本，只憑自己的心血來潮拍攝；一般讀者不習慣於閱讀劇本這種形式；於是，市場上也就造成惡性循環，銷行情況好壞按小說、散文排列，評論、詩和劇本向來都並居第三。黃國兆的電影劇本分三次發表於《百家》文學雜誌上，在香港非常罕見。香港願意從事電影行業的，大不乏人，初學寫劇本的文學愛好者，可從黃國兆的《酒徒》電影劇本中看到兩種不同文體的特徵，以及如何寫劇本。《酒徒》劇本寫得很好，用頗有限的文字抓住了《酒徒》的精髓。

好處說完，我們再看黃國兆如何“傻”。不知為什麼沒有申請到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申請到的二十萬，竟是香港藝術發展局撥出。香港藝術發展局在資源“滿溢”的多年前，撥款給一些較巨型的文學編纂計劃，數額驚人，偏偏値得撥錢的，像《酒徒》電影的拍攝，卻是給得那麼少！香港的個別天王巨星，所拿的一部電影的片酬常常以千萬港幣計，肥了自己，窮了香港電影，不知對香港社會有什麼好處？二十萬！實在還不夠大明星片酬的零頭啊！居然，黃國兆接受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請來的那一批演員，居然也不計較經濟上的得失，都願意為友情演出，義助黃國兆，而且盡職盡情盡力將戲演好，也確實演得很投入很好。可見，她（他）們同樣是 “傻子”，同樣値得我們肅然起敬。沒有這一批好戲之人，《酒徒》不可能拍成。難怪黃國兆寫了兩篇文章。語多感慨了。我想到了文學色彩頗為濃郁的、岩井俊二導演拍攝的膾炙人口的日本電影《情書》，看來也不是什麼大製作，可是該片外景較多，美麗的外景和特殊的叙事風格為它贏來聲譽；《酒徒》什麼都好，就是外景稍少，連黃國兆在香港書展與也斯對談時也談了因為經費不足的苦衷。有錢好辦事，沒錢什麼都困難。經費少，黃國兆就得傾囊而搏，連他的幾個好友都孤注一擲了。

這是黃國兆遇到的第一個挑戰。第二個挑戰是，《酒徒》在創作技巧方面用了意識流或內心獨白，這些存在於人物內心深處的流動意識，在靠光影、形象取勝的電影映像藝術裡，不容易表現，捨棄這些，等同於割裂了《酒徒》的靈魂；執着於這些，忠實於這些，無疑綑綁了自己的手腳。何況，這樣的電影技巧，一般的觀衆是否接受，是否喜歡，都屬未知之數，很大的可能是吃力不討好。黃國兆選擇了後者。電影配合了旁白，以及用了銀幕突然一片黑、出現幾行反白字的形式來表現，這雖然不是黃導演的發明，但傳統電影已非常少用或根本已棄用。再說，《酒徒》的重點在於通過一個酒徒酒後的意識流，發表了對中外文學的見解，以及對好幾位名家惡劣生活處境和偉大文學成就逆反的感嘆，並把它們夾雜在日常生活裡。基本上屬於非情節小說，較難吸引一般看慣了傳統通俗電影的觀衆。對這第二項挑戰，黃國兆依然迎戰而上。

經費少、拍攝難度大，一般商業味重的導演都不會感興趣，而黃國兆非常執着，十年來魂縈夢繞，一定要遂自己心願。這就是他的“傻”。傾家蕩產已全被他置之度外。至於劉以鬯，他的“傻”乃是從四十年代末，他從中國大陸來港，沒有任何謀生技能，唯一能運用和操作的就是一支筆而已。他這一支筆，儘管高產到每日要寫一萬二、三千字（即十二、三個專欄，平均每個專欄一千字），但卻是為生活所逼，並不是自己情願的。所謂“娛樂別人”乃是劉以鬯出諸對自己的“急就章”的自謙之語，“娛樂”的背後，卻充滿了不為外人知的辛酸。劉先生從年輕時候就熱愛文學，以筆謀生，非常辛苦，賺的是辛苦錢，癡情不悔。這是他的傻；不懂轉型，所寫下的“娛樂自己”的《酒徒》又有自己的影子、堪稱夫子自道（難怪黃國兆千思萬想，想不出電影主角該用什麼名，乾脆讓他姓“劉”，劉先生欣然應諾）。歷來電影或小說中以作家為主角的不勝其多，但似乎愛情佔了較大的篇幅，像《酒徒》這樣以作家在香港商業社會窘迫困境為主要內容的，始終比較少。有人稱之為“文人小說”。這樣的小說題材，當然不熱門，很難引起讀者興趣，這又是劉先生的另一種“傻”！比較那些另類的流行小說寫作機器，創下二三百本的單行本紀錄，版稅袋袋平安，劉先生出書，都經過嚴格挑選（縱然他那些“娛樂別人”的小說，隨便挑選一部，也可能比不少人強），迄今為止，主要也不過那二十幾部，這不是又是一種“傻”是什麼？創作了七十年的劉以鬯“傻人有傻福”。儘管文學藝術終身成就奬遲遲都還沒頒給他，但1994年他獲邀香港臨時市政局“作家留駐計劃”第一任作家，2010年他獲選香港書展第一屆“年度文學作家”，屢次第一，實至名歸。

正是無數“傻子”造就了香港文學藝術的美麗風景！

因此，當電影傻子黃國兆遇到文學傻子劉以鬯，一拍而成，我們受到了無限感動。好想流淚。

小說《酒徒》已成文學經典；電影《酒徒》的藝術成就得失我們將另文討論，在票房上可能未必理想，但哪怕死，也是死在戰場上，死得壯烈。

從這意義來說，我們也應頒奬給黃國兆！

東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