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硏究不是風花雪月 李展鵬

文化硏究不是風花雪月

李展鵬

文化硏究不是風花雪月

——當代思潮與澳門問題

澳門這幾年社會問題叢生，令很多人一下子驚覺澳門硏究的重要：因為“依法辦事”有時竟如同蠻不講理，我們意識到要好好硏究現行法制的漏洞；因為澳門一向沒有城市規劃而苦了不少市民，我們驚覺城市空間硏究是何等重要；因為不少澳門人就是在申遺成功後也對本土歷史不甚了解，我們如夢初醒地發現澳門多年來連歷史系都沒有（澳門大學的歷史系成立於2008年），並高呼要加強澳門史硏究；當“經濟適度多元”及“文化產業”等概念被唱入雲霄，我們更發現本土的經濟制度及文化政策的硏究太少，沒基礎硏究支持，很多問題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在這樣的社會需求下，過去幾年，總算刺激了、鼓勵了不少學者立足本土進行硏究。然而，當歷史、法制、經濟等硏究起動之時，還有什麼硏究仍是被忽視的呢？

傳媒重要但不需硏究？

大衆傳媒的巨大力量，社會是很認同的：很多衛道者隨時監控電視節目，稍有與傳統道德觀相左的，立刻投訴唾駡；社會上有何負面現象，如靑少年犯罪，傳媒往往被指責是製造歪風的元兇；社會上有什麼正面價値要宣傳，如公民意識，傳媒也被認為責無旁貸。但說也奇怪，傳媒力量被公衆肯定，但是，傳媒專業及相關硏究卻常常處於邊緣位置：學生要報讀新聞傳播，有時仍受家長壓力；記者的專業性被低估，新聞工作不被尊重；硏究生若花上三五七載分析傳媒內容（在學術上叫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也不時引來質疑——你分析電視新聞的鏡頭運用？這些細節誰會在意？你硏究《壹周刋》？那麼低俗有什麼好硏究的？用李安電影當論文題目？這種論文不是很輕鬆嗎？分析模寫眞集及其現象？你的老師怎麼讓你做這種題目？

我讀的是傳媒與文化硏究，硏究的是香港電影與香港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談的是流動、性別、全球化與後殖民。在英國的人文社會學科中，此乃非常熱門的範疇，學術界亦早肯定了其重要性，因此我於彼邦從不需要為這論題的價値辯解。然而在澳門，總是偶爾就遇到以下困窘：有人認為這種硏究是閉起門來把一些理論套在文本上就好了，輕而易舉；有人始終認為硏究政治、歷史、社會制度才是人文社會學科的正路，因為那些問題“更為重要”；有人覺得實證與量化硏究較有價値，訪問兩百人與進行三個月的田野調查比文本分析有代表性，因為後者的思辨性被懷疑是“子虛烏有”。總之，若果只在家裡猛看雜誌，或窩在房間猛看DVD作分析，可以是學術上很“不務正業”及“風花雪月”的事。

這種學術歧視會帶來什麼問題？澳門的人文社會學科硏究本來就不算發達，與當代思潮接軌的硏究更少，因此，對於相關的傳媒硏究、文化批評，一向並不重視。然而，這一領域的硏究卻是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或許會忘了昨晩電視新聞的具體內容，但它所傳遞的價値觀，會決定我們對本土事務與世界大事的看法；壹傳媒翻天覆地改變了華人社會的傳播生態，八卦風氣與對身體的凝視監控，不只是明星的事，而是滲入到人群，成為社會文化，資訊娛樂化（infotainment）、《動新聞》的虛擬眞實以及對刑事案件進行的未審先判，影響着一代人對社會眞實的認知；至於荷里活電影如何攻入全球每個角落而傳遞美國價値觀（有時甚至是大美國主義），自不待言。

文本可以改變歷史

而傳媒內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會停留在文本的層次，而直接對現實生活進行干預。最佳的例子大概就是伊拉克戰爭與傳媒的關係：不少傳播學者指出，若非荷里活多年來在災難電影中強調美國人當世界警察維護地球和平的英雄形象，若非九一一後衆多美國傳媒（以梅鐸旗下的最具代表性）合力妖魔化中東世界，那麼，當時就不會有那麼多美國人即時支持伊拉克戰爭，國會對開戰議案的通過也未必那麼容易。如果說傳媒是這場不義之戰的一大主角，絕不為過。傳媒何只改變生活？它甚至可以改寫歷史。

其實，我們不但被文本影響，我們根本是活在文本中。所謂的“論述”（內地稱“話語”，即discourse），是對某事的特定詮釋方式，常牽涉掌權者、正統價値或社會旣得利益者刻意施加的意識型態。論述不只是紙上談兵，當某一種論述戰勝了其他論述而成為主流，它就會指引大衆行動。例如在今天的傳媒上，每當“刺激消費”四個字一出就有“誰與爭鋒”之勢，大部分人從不懷疑不斷消費就是好事，於是大家的生活就是努力賺錢努力消費。這就是一種論述——這裡是資本主義論述——的勝利以及它對人的生活起着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刺激消費”永遠是好的嗎？我們需要那麼多消費嗎？不斷消費對人類心理及自然環境有什麼危害？

當代文化理論的大師薩依德早已說明文本與政治的密切關連，他在《世界、文本、批評家》一書中言道：文本是社會世界、人類生活，還有歷史契機的一個重要部分；文本從不只存在於虛構世界，它介入生活，因此，對文本的批評思考必須關心它與現實的關係。他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作出了示範：藉着對西方文本的分析，他發現所謂的“東方”並非一種自然存在，它與西方一樣，是被很多的文本建構出來的。而這些文本的背後就是帝國主義，它過去以侵略的方式進行，現今則以文化的途徑入侵，它的目的是製造東西方的二元對立——如西方等如科學民主，東方等如落後愚昧——以合理化西方在世界的主導地位，以及東方對西方的自願臣服。

對澳門的重新思考

以上的討論無非要引出思考：硏究今天的澳門，傳統路徑如政策、經濟、歷史硏究仍然重要，此外，當代思潮可提供新思維。例如，從文本分析的角度，澳門在葡國官方檔案及文學作品中，是如何被書寫的？其中找到東方主義的痕跡嗎？這又跟里斯本政府的對澳政策、跟澳葡政府的管治風格有何關係？在十九世紀中葉葡人全面管治澳門前，那段數百年的“華洋共處分治”時期是如何被中葡兩方書寫的？當時留下的文本如何顯示東西方的交流與碰撞？來到現代，澳門在香港傳媒中的被呈現，如何對外形塑澳門城市形象，對內形塑澳門人的自我？澳門新聞跟香港新聞中的澳門區別何在？不同地方的傳媒對澳門回歸是如何述說的？這些回歸論述又如何決定了回歸後的市民生活？近年網路言論的活躍，建構了怎樣的澳門？它跟官方論述的差異在哪裡？在殖民政府的論述及中國的大論述的夾縫中，民間書寫了怎樣的澳門故事？近幾年官方及民間對於澳門迅速被捲入全球化中的論述又是如何？這如何影響我們對外資外勞的看法？

一連串關於傳媒再現與文本論述的問題，關乎澳門在歷史上的定位、在世界上的位置，也關乎政策制定的依據、市民言行的座標。當代思潮吿訴我們，除了政治經濟等顯而易見的因素，還有一些彷彿無色無味無實體的論述透過不同的傳媒與文本，無時無刻形塑我們的生存狀態。若要對其進行拆解分析，便須借鏡當代思潮的衆多有效工具，當代傳媒硏究與文化批評常用的文本分析即為一例。

（當代思潮與澳門問題·一）

李展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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