硏究者認為：草堆街八十號(右二)曾為孫中山的診所及住宅。 草堆街八十號·藥局·孫宅

硏究者認為：草堆街八十號(右二)曾為孫中山的診所及住宅。
草堆街八十號·藥局·孫宅

文化局於二○一○年九月十八日成功地召開了“草堆街八十號論證會”。本澳學者陳樹榮、林廣志、劉羨冰、蔡珮玲等提交了論文。尤其是後兩位學者收集了豐富的口述史料。有人對口述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質疑。下面兩條口述史料有力地印證了劉、蔡所收集的口述史，因為它時間更早，更無干係。如果說現在收集的口述史料有蓄意誘導之嫌的話，那麼王煜的口述則很自然，排除了任何誘導的可能性，而且無任何利益摻雜其中。第一條資料見於王煜著《儒將馮玉祥日記選評》。“（按：當時孫文住宿澳門草堆街八十號，我姨公熊成根（金按：一九九○年《大衆報》主編的《澳門工商年鑒》，第一九○頁上載‘東興金鋪地址：澳門草堆街七十八號經理：熊成根’）先生之父在七十八號鄰舍創辦東興金鋪。早晨六時同孫文上茶樓吃點心後，孫回鏡湖醫院義診。淪陷時期先父攜眷由香港投靠其姨即我的姨婆張瑞敬女士，她前年一○二歲病逝，畢生仁慈似間接受孫文感染。她三位女兒中，一位當牙醫嫁西醫，另一做護士生子成西醫。熊家傾向醫科，與國父非無關係。（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二○○七年，第五八八頁）”，這是為李伯新〈孫中山接生不信邪〉一文做的按語。它出版於二○○七年。第二條資料的時間更早。同一作者，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早於一九九三年的香港《明報》月刋八月號披露：“頁一百二十二載孫中山佚文發現於四川，讓我提供一件國父佚事。在九三年一月號台北《歷史》月刋，專文（金按：莊政〈孫中山學醫及行醫述略〉）考證孫中山於澳門草堆街八十號創辦中西藥局，每晨七至九時在此行醫，九至十一時赴鏡湖醫院贈醫施藥，且善治奇難病症。我已故的姨公熊成根先生宣稱：其父建立澳門首間金鋪：即草堆街七十八號東興金鋪；清晨拍牆大喊：‘大砲孫，我們去飮茶啊！’由於口若懸河，國父獲得‘孫大砲’綽號，它明貶實褒。又因七時開始診病，他必須寓居八十號藥局。抗日時期，我與父母兄弟住在東興金鋪三樓數年，姨公婆住二樓。國父似感染我兩表姑姊成為鏡湖醫院（該院尙存國父塑像）護士及牙醫，我的表弟留英返港行醫。（《明報》月刋，一九九三年八月號，第一四二頁）”

關於國父綽號的來歷，見有不同說法。

兩個口述時隔十幾年，稍有出入，但一個基本事實是相同的：“中西藥局”設在草堆街八十號，同時它還是孫中山的寓所。

顯然，王煜與文化局目前對草堆街八十號的調硏和論證無任何干係，其說應該是較為客觀的口述史料，値得“孫學”界與“澳門學”界重視。

的確，草堆街八十號是兩層。這樣看來，草堆街八十號不僅僅是“中西藥局”，而且是孫中山的住宅。迄今為止，中國“孫學”界不知此點，更無任何硏究。

令人萬分驚喜的是，葡語中也見相同說法，簡直是不謀而合，而且更早。

著名的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於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二年二版，一九九六年三版）出版的《老澳門軼事（Curiosidades de Macau Antiga）》一書中說；“在他一生中這個極其動蕩的時期，孫中山必須數次暫居澳門。一次，他將住所（residoncia）和診所（consultêrio）設在草堆街。就在‘蝴蝶疋頭’絲綢公司那座樓裡。或許這是一個中國公民施行西醫的第一個地方。（澳門文化司署，一九九六年，第三版，第一七二－一七五頁）”“蝴蝶疋頭”正式名稱是“蝴蝶公司”，就設在草堆街八十號。

這是葡語對孫中山與草堆街八十號關係的明確涉及。

高美士之說是否可靠？請看陳樹榮先生對高美士的評價：

“只可惜留傳下來的資料尙少，而收集較多的是居澳葡人歷史學家、漢學家高美士。他是孫中山的崇拜者，也與飛南第一家熟悉，他掌握的史料頗有可信性。（陳樹榮《辛亥革命在各地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四八七頁）”

金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