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環境劇場轉為城市藝穗 ——過份強調“城市”的反思

從環境劇場轉為城市藝穗

——過份強調“城市”的反思

一直以來，因為多種原因，澳門藝穗節中不少節目經常自我標籤（或被標籤吧）為“環境劇場”，甚至說“環境劇場”已成為澳門藝穗的一大特色，相信也沒多少人反對。原因是，如此正規及公開的大規模地策動多個於戶外／非正規劇場演出的計劃，在亞洲地區可說絕無僅有。正如在總結討論會上，首次觀賞澳門藝穗的上海藝評人疑惑，為何政府可如此容易批准藝團使用不同公／私家用地，作為演出用途。另一位藝評人補充，於公共空間的演出乃展示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同讓藝術家獲得公共話語權，很多地區政府均對之嚴陣以待，不容放寬。縱然藝穗節官員回應其實這樣的公共演出得來不易，而我又讀到澳門劇場工作者莫兆忠於二○○七年撰寫的〈“環境劇場”到藝術的“公共性”〉的文章，提及不少演出遭受“溫和”阻撓，但相比內地、新加玻、台灣及香港在申請之前可能已遭“和諧化”對待，澳門不過是很不容易地，或偶爾受到阻撓，最終仍能正式而公開性地舉辦不少戶外節目，已經令其他華語地區的表演者羨慕。藝穗節同事當然了解這份優勢，故近兩年將藝穗節定義為“城市藝穗”，以“全城藝穗”為號，以突出全城各處均有藝術節目的特色。而當中有一些思考點，可以討論。

環境不同城市

不少人士仍對“環境劇場”抱有不同看法，但大多近似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定下的六大原則，大致討論了表演空間的自由度，表演者與觀衆互動，觀衆主動性參與的問題。這是在藝術層面上的討論，是較為中性的，廣義定義了“環境劇場”的內涵。如此，將澳門藝穗節中於“公共空間”（東方明珠海濱休憩區、塔石廣場、泳池等）或“閒置空間”（婆仔屋、牛房、閒置小學等）的演出定性為“環境劇場”，絕對是可行的。然而，當我們將節目稱之為“城市藝穗”時，因為“城市”這個詞具有多重性意義，便可能令節目多少涉觸文化符號，包括地區、身份、歷史，甚至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回看整個藝穗節，我們要思考的，便不再是個別演出在藝術上如何對公共空間及觀衆作出調度，而是“城市藝穗”究竟是如何定位？或如何規範了藝術創作？例如主辦方會否考慮節目如何分佈於“城市”各地，演出是否有突出城市面貌，這些考慮會否成為藝穗節選擇節目的標準？即便沒有關係，觀衆觀乎“城市”之名，或多或少都標籤了藝穗節的演出，將之與城市、地方連繫。演出則無可奈何地被扣上一層歷史性、政治性。而當中的“公共權力”乃政府授予，誇張一點來說，是強加在表演上，和一般表演者所爭取的藝術自由有一丁點不同。

表演與空間

無可否認，這是文創機關為打造文化事業的策略，確實令澳門藝穗節姿態鮮明，但這是否對提升藝術形象及質素有幫助？我沒有看《龍田戲班興亡錄》，但可以肯定，演出不是因為藝團在該地上演，或因為涉及歷史才具有藝術意義，而是創作者以藝術的方式，與該地方及居民互動、交流。另一個作品《記憶》，於東方明珠海濱休憩區進行，臨於海岸，遙望珠海市。然而，或許創作人想與澳門商業發展及塡海問題對話，但整個演出卻沒有多少與地方緊扣的痕跡，即使舞者在碼頭上邊舞動邊瞻眺海上月色，也不見得與此地及其背後的文化問題有必然性的關係。舞者只在一個特殊地方演出，可以稱為“環境劇場”，但作為“城市”節目，便不太合適，這只會令演者與觀衆多了一層壓力。同樣情況在另一個馬來西亞團隊“壽板舞踏”演出《靑蛇》出現，演出於路環天后古廟舉行。縱使表演者以靈巧的肢體在廟堂前的庭院舞動，仍似乎未與廟宇有太多互動關係。主要因為演者集中在庭院較後的位置表演，而且與觀衆距離太遠，有時視野會被中間的香爐擋住，而且被置於庭院外圍的臨時觀衆席上，感覺更抽離。舞團藝術總監李瑞強說因為很喜歡古建築，所以想在這天后古廟演出。從美學及氣氛營造來看，確實選址合理，地點強化了舞踏中的古典味。但從“城市”的角度來看，反而削弱了演出的可觀性。

藝穗不走單行路

誠然，稱為“城市藝穗”，積極地發展藝術，我認為是個良好的策劃。只是，不論是藝穗節單位標榜這種“全城藝穗”的形式，或最後的“總結座談”上，藝評人利用一半時間就“城市藝穗”命題，討論有關澳門人與城市關係的題材的節目，甚至思考澳門藝術家如何與城市對話。似乎，我們花了過多精力包裝或關心澳門城市與藝術間的關係。當然我承認是有關係，但不是必然的。本質上，我們可以說藝穗節節目很多都有濃厚的“環境劇場”色彩，但倘若將風格變成主體，說成這是環境劇場的藝穗節，那就是另一回事。無論我們將“城市”定性為地理上的意思或是文化層面上的意義，我擔心，倘若有一天我們理所當然地將之加諸藝術本身，那便很危險了，因為到時藝術便成為“城市”規劃的項目之一，至少必須符合某項定位。倘若如此年復年地推廣下去，這會逐漸將參與藝穗節的藝術家模糊化：作為個體的藝團、創作人，將慢慢被整個“城市”（群體）蓋過去。就像蘇珊·桑塔格〈反詮釋〉中說不需要的“將‘藝術’進一步同化為‘思想’，或（更糟的）將‘藝術’同化為‘文化’。”（註）

近來聽說一些澳門年輕創作人，說政府會為一些反映澳門歷史、談及城市發展的藝術項目提供資助，其實香港何嘗不是如此。在資助比從前充裕，及有更多公共空間可利用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冷靜地思考及討論自身藝術的價値。城市、歷史、賭場，甚至生活，對藝術創作而言不過是其中一些元素而已。謝喜納沒有在“環境劇場”定義中涉足表演的“公共性”及“公共權力”等問題，我相信是因為他希望賦予“環境劇場”更具彈性的意義。或許，我們需要更多有關澳門藝術發展的討論，及繼續發揮藝穗節“Fringe”的特性，從邊緣出發，挖掘更多可能。（作者為香港劇評人、“第十屆澳門城市藝穗”駐節藝評人）

註：蘇珊·桑塔格著，王德威主編，《反詮釋｜桑塔格論文集》，麥田出版（台北市），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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