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合推多元社區為本矯治助重返社會 違法青少年矯治措施見效

官民合推多元社區為本矯治助重返社會

違法青少年矯治措施見效

《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下稱新制）實施將兩年，社會重返廳長葉少媚表示，新制為違法青少年提供多元的以“社區為本”的矯治措施，相對過去只有單一的教育跟進措施為佳。從實踐兩年的數字反映，多元的“社區為本”矯治措施不但適用於本澳，更有助違法青少年改過自新，重返正軌。

葉少媚表示，新制生效前，沿用多時的《未成年人司法管轄範圍內之教育制度及社會保護制度》（下稱舊制），由社會重返廳執行的矯治措施只有“教育上跟進”及“監督履行義務”，相對其他國家或地方，選擇顯得較單一，對扶助違法青少年重返正途不利。經深入研究外地的相關經驗，政府於○七年十月十七日實施新制，原有的“教育上跟進”和“監督履行義務”易名為“感化令”及“遵守行為守則”。在這基礎上，增添了“復和”、“社會服務令”及“入住短期宿舍”。

措施動員社會力量

葉少媚指出，青少年犯罪原因錯綜複雜，可說是個人、家庭環境與社會問題交織的結果。要克服這個問題，須動員整個社會力量，部分矯治措施須與民間機構合作，引入“社區為本”的矯治方式，因應不同類別違法青少年的需要，引導他門自發改善，減少日後對社會的危險性。

改變當局主導做法

根據重返廳○七年十月十七日至○九年八月卅一日統計顯示，跟進的個案共有七百四十七宗（詳見附表），觸犯的罪行以傷人及盜竊案居多。五項由社會重返廳執行的非關押矯治措施中，“復和”、“社會服務令”及“入住短期宿舍”因屬新措施，相對沿用多時的“感化令”及“遵守行為守則”的個案偏低。

葉少媚解釋，由於“感化令”的跟進期最長三年，經驗告訴法官或重返廳矯治委員會，超過七成的違法青少年來自單親或問題家庭，經過長時間有系統教育、輔導後，在家庭關係、人生目標、社會技巧、社會責任感、生活習慣、越軌傾向及偏差行為等方面有轉變，重犯率較低。穩陣起見，多傾向選用“感化令”或“遵守行為守則”。

現時，社會重返廳除負責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外，還須跟進假釋的成年囚犯、釋囚，及應法院要求編寫當事人的判前報告。十六名現職前線人員（包括心理輔導員及社工），新制實施兩年來，每人平均處理五十二宗個案。輔導工作方面，為配合多項與民間機構合作的矯治措施，一改過去由當局主導的做法。

當矯治委員會建議採用“社會服務令”並獲法官接納後，重返廳只會與協辦的民間機構主管聯絡，從側面監督和評估違法青少年的表現。如違法青少年未能達標，重返廳先以電話關心及提醒他們；屢勸不改者，可能改用其他更嚴厲的措施。數字反映，已結案的廿四宗中有廿二宗成功，因表現惡劣改措施的僅得兩宗。由此可見，官民合作推出以“社區為本”的矯治措施成效理想。

新措施削標籤效果

另一項新措施“入住短期宿舍”，屬於非剝奪自由措施中最嚴格一項。同是由社會重返廳監管，交予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管理，透過規律化的宿舍生活，讓宿生培養正常作息時間及生活秩序。另一方面維持宿生與社會接觸，日間可正常地上學或上班，以便日後能順利融入和重返社會。

葉少媚指出，“官辦民助”的好處能對違法青少年的標籤程度減至最低，對幫助青少年日後融入和重返社會起重要作用。事實顯示，成功結案率高達七成七，只有一成六最終因屢次違規改判入少年感化院。

本報記者 謝納新 黃永光 報道

讓違法者與受害人面對面

復和措施助和解

新制實施兩年來，“復和”的入案數字偏低。社會重返廳高級技術員鄧麗冰表示，外界普遍對“復和”感陌生，加上受害人不願重提舊事，確令“復和”推行之初困難重重。經過兩年實踐，十宗結案的“復和”個案，僅得四宗因受害人不同意未能召開，六宗順利結案，成功結案率達六成。說明“復和”對修補關係起積極作用。

“復和”以司法措施推行，具一定權威性。會議能否成功召開，已有多次擔任“復和會議”主持經驗的鄧麗冰認為，很大程度取決於會議主持人的前期準備。新制規定，“復和”必須在接案後三個月內完成，負責的社工須爭分奪秒，與時間競賽，爭取盡快開展“復和”會議，確保成效。在召開“復和”會議前夕，社工需聯絡違法青少年與受害人，確定是否願意會面；向雙方分析“復和”會議的作用，緩解彼此的恐懼與疑慮，探討修補關係過程中，受害人有權決定補償條件。事前準備充足，成功機率自然倍增。

“復和會議”以傷人案居多，鄧麗冰記得曾經處理一個案：一名女生疑說話囂張開罪同學，遭多名男女生圍毆。受害人因擔心一直不敢回校，事件終被母親發現報警求助。“個案交到我手後，分別多次約見雙方。經一段時間的輔導後，見雙方的態度略軟化，我趁機安排‘復和會議’，讓他們坐在一起，說說自己的感受。”鄧麗冰認為，作為會議主持人，必須時刻保持中立態度，以取得雙方信任。就違法青少年引發的問題，協助違法者與受害人找出解開心結的方法，引導受害人寬恕違法者，讓其明白被毆的原因，最終雙方握手言和，成功修補關係。

犯傷人罪判社會服務令

阿文：做事要諗清楚

每個人有不同的路、不同的背景，青年阿文（化名）自小受父母離婚影響，寧與朋友傾訴心事，也不願與雙親溝通。血氣方剛的他在朋友推波助瀾下出手傷人，被判社會服務令。犯事後的阿文才真正感覺到父母的關愛，修補雙方感情的同時，令他深明“做每件事都要諗清楚，否則後悔莫及”。

現年就讀初三的阿文，因父母離婚，自小與其母一同生活。可能受家庭背景影響，阿文坦言以前很多事都不敢跟家人說，有時更覺母親囉嗦，寧願與朋友同學傾訴，久而久之與雙親關係疏離，形成一道無形裂痕。

就在阿文十四歲讀中一那年，在同學推波助瀾下，糾衆打人，犯了傷人罪。當時社會重返廳社工根據個案，建議採復和會議方式處理，但不獲受害人家長同意。法官其後考量阿文初犯，犯罪情節輕，且有悔意，判他履行社會服務令四十八小時，於去年八月至今年一月執行。期間阿文須逢周日到政府部門的服務中心，負責協助管理圖書館和維持秩序。

阿文沒有因此變得消極，他決心改過，用心履行社會服務令。他坦言過程中最大得着是學會與人溝通和訓練耐性，更重要是發現父母原來一直關心他，從未捨棄。他現正修補與雙親的感情裂痕。阿文同時看清之前的一班所謂好友，出事後就“大難臨頭各自飛”，現時見面只是“點頭打招呼”。

回想當初所做的事，阿文呼籲青年人“做每件事都要諗清楚，否則後悔莫及”。如今他積極面對每一天，繼續過着校園生活，早前更參加學校籃球隊選拔，希望能闖出美好將來。

社會服務令助增責任感

社會服務令助增責任感

《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其中一項措施是社會服務令，社會重返廳採官民合辦方式，讓違法青少年到非牟利機構履行社會責任。有社工和社團認為，該措施推行兩年多以來適用於本澳，措施既靈活也可提升青少年責任感。

社會服務令措施由法務局社會重返廳跟進，現時與三十個非牟利機構合作，包括明愛、紅十字會、政府部門等。違法青少年被判該措施後，重返廳會與其協商，安排到這些機構工作，履行社會責任。

社會重返廳社工黃小英表示，違法青少年資料絕對保密，只有提供服務機構負責人或主管才知道。執行服務令期間，重返廳對青少年不會有特別監管，但會定期向相關人士了解和評估情況，外地實行該項措施時，亦不建議介入太多。黃小英稱，接受社會服務令的青少年，主要負責整理圖書、協助照顧長者，過程中有助提升其責任感，協助其融入社會。同時以義工身份參與，輕鬆靈活。不過她指出，這種官民合辦方式亦有難處，個別青少年會遲到、缺席，社工便會用軟方法，致電關心，氹其上班。若不成功便交由懲治委員會跟進。

參與計劃的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康樂綜合服務中心吳主任贊成服務令計劃，認為最重要是給違法青少年有改過的機會，履行責任過程中又可令機構的服務對象獲更多關心，達至雙贏。整體而言，官民合作協助違法青少年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