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基督精神 行公義‧好憐憫

活出基督精神 行公義‧好憐憫

前 言「禍哉，那些在床上籌劃不義，圖謀行惡的人！因為你們手中有能力，一到天亮，就去實行。他們想要田地，便去霸佔；想要房屋，便去奪取：以暴力對付業主和他的家族，物主和他的產業。」以上不是今天的說話，它來自《聖經》舊約的記載，是公元前的先知對不公義發出的譴責。
這位先知繼續說，為此上主這樣說：「看，我正在為這一家籌劃災禍，致令你們不能縮回你們的頭頸，也不能挺身前行，因為那是一個災禍的時刻。」究竟，踏入公元二Ｏ一一年的今天，基督信徒應否、如何回應社會的不公義呢？
不少社會人士認為，宗教是個人的行為，純是精神的寄託，教會不應過問社會事務，近年，當基督宗教團體譴責不公義的事件後，得到的往往不是認同，而是被批評「多管閒事」。考獲倫理神學碩士學位的袁偉明神父指出，基督宗教關心人的靈魂和肉身，相信生活是神聖的，造物主希望人生在世是平安和喜樂的。
「如果有人不快樂，是教會要關心的。如果教會跟隨耶穌的步伐和價值觀，祂來世界是將平安、喜樂帶給人，如果我們見到有人不開心，若我們不關心，這有違我們的信仰。見到外面有很多問題──無飯食、無書讀等，我們只躲在聖堂很開心，這是過不了良心的關。」
另外，按照聖經啟示：「天主創造的天地萬物，其實是讓我們人人有權利享用。」袁偉明指出，面對不公義，尤其見到強勢者為求私益而剝削弱勢人士，教會理應本著自己的良心和信仰，符合真理的要求，說出應說的話。他也認為，無論是否宗教人士，只要按正理生活，面對不公義時，要按良心說出自己的立場。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出現很多社會問題，如工人受到剝削等，從那時開始直至現在，天主教持續(尤其透過官方文獻)對社會問題作出回應，逐漸形成「社會訓導」(socialteaching)系統，提供反省的原則、判斷的標準和行動的指引。整套社會訓導，是由確認人具有不容侵犯的尊嚴這原則而發展出來，觸及每個人的各種人權、尤其是工人階層的權利、家庭及教育、國家的職能、國家及國際社會的秩序、經濟生活、文化、戰爭與和平，以及尊重生命等議題。

大地資源你我有份
袁偉明指出，教會訓導近代不斷提醒人類：「你找尋自己的利益時，千祈不要用不擇手段的方法，亦不要用損人利己的方法。也要記得，大地的資源不是某一小撮人的，是大家都有份的。這個地球亦是天主委託人類管理，我們應有敬畏的心，其實，我們不是主人，我們都是受造物，應該尊重大自然──種植物和我們有一樣特質的人。」
天主教的官方文件《教會社會訓導彙編》指出，當罪出現時，社會訓導就有責任去譴責：不公義和暴力的罪以各種不同方式橫掃社會並存留在社會中。藉著譴責，教會的社會訓導捍衛被忽略和被侵犯的權益，尤其是窮人、卑微者和弱者的權益。這些權益愈是被忽略或被踐踏，不公義和暴力的情況便會愈廣泛，波及受影響的整個群體，進而波及世界廣泛地區，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導致濫權和失衡，繼而引發社會動盪。社會公義就是社會問題的最恰當答案。
有批評指教會內也有不公義，但又倡導社會有公義，是「假道學」。袁偉明稱：「要表裡一致。如果講一套，做另一套，是不會得到公信的。我很認同：宗教人士不要只著眼於現世的價值或得失，能夠活出超脫的精神。物物而不物於物。個人的操守和品德生活也應是服眾的。」

當前不公義：勞資住屋問題
被問到本澳有甚麼不公義的事情，袁偉明尤其引用天主教的文件談及勞資問題(超時工作、輸入外勞等)指出，所謂合理待遇，除了能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外，還是要有盈餘的。至於澳門的住屋問題，他以水泉來比喻：「有人壟斷水源，要付出超過很多倍的價錢才可渴水，這不是合理的。」
「政府方面，我們是支持、擁護的，當然，一定要在大前提之下，這個政府的所有措施、政策應以人民的利益為本，並且這應該是合理的利益，政策是讓一個人很健康、很有尊嚴地發展。」袁偉明指出，若政府措施違反人的尊嚴、否定人的價值等，教會理應表示反對。

有樣東西叫公義

去年十一月，傳媒報道九澳堆填區有毒飛灰隨風飛揚後，在九澳服務的楊祖羅神父一直為他負責的青年和同工爭取應有的保障，多次召開記者會、前往政府總部遞信。究竟，這位神父如何看正義與和平，本報收集了多名記者的問題請他回應。
為甚麼你要站出來？
楊：飛灰事件加重了我們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量，就是因為我們要對數百名青年及近百名的伙伴負責，我們要為他們的福祉站出來，表達我們受到不正義的對待。
若受害者不屬於你職責範圍，你會怎樣回應？
楊：我會關注事件，也有自己的立場，但不一定採取公開行動。我一定會回應的，但是，方式卻有很多種：為受害者公開爭取、帶動其他人一起發聲、在背後給予受害者支援等。為受害者發聲不是唯一的方式，我會採用乎合自己職責的方法。
我是一個慈幼會神父、青年工作者、教育者，我很清楚自己的崗位和職責，是影響和教育我可接觸的青年人。社會上有很多值得做的事，如果坐在自己的崗位去做不屬自己崗位的事，這不一定是公道的。
正義與和平有何關係？
楊：和平是正義的結果。我們追求和平的社會，和平源自每一個人彼此的尊重和愛。正義與和平的重點在於人受到多大的影響；有很多處理事情的方法，但採用的方法能否造福人，造福了甚麼人，是否一小撮的人？若方法遺漏了大夥群眾，這是問題所在，如果那大夥群眾是弱勢人士，他們甚至受傷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不正義的事情往往被美化、被假象所遮蓋，令公眾只看表面而發現不到問題。
服務青年已有二十多年，你認為面對不公義的事件，青年人可以怎樣回應？
楊：青年人要有勇氣認識「真」。不能見到不合心意或不同想法的事件，就一下子有限地判斷那是不公義的。十個人描述同一件事就有十個版本，一百個人描述就有一百個版本，青年人要學懂如何從不同角度、眾多資訊，全面理解事件，辨別事件的不妥之處在哪裡，以及造成甚麼影響，然後，才作出判斷。
判斷後需要採取甚麼行動？
楊：要看個別青年人的角色、使命、職責是甚麼。每一個人都要回應，不能不聞不問，但有很多方式，若只是一位市民，真是有權選擇以甚麼方式回應。若肩負的責任在於推動社會的正義與和平，就要站出來發言，不是將自己的判斷告訴受眾，而是讓受眾認識事件的真相，彰顯事件的不正當之處，讓受眾理解後各自作出判斷。
參與遊行、請願等社會行動有何意義？
楊：若是我自己出席，只是堅強我心內已有的仁、愛、公義等價值，若我與其他認識的人一同出席，我們是彼此堅強共有的、不能放下的價值和信念，亦可公開表達訊息和訴求。
若沒有一個專責的民間機構，再有誰負有責任以公開的行動促進社會的正義與和平？
楊：若此，正義和平委員會應是教會必然設立的機構，其職責是監察社會，為彰顯真理及正義行動，甚至按教會的原則爭取改善等。連天主教的核心──梵蒂岡都有關注全球各地的正義和平委員會，我不明白為何澳門教區沒有。

光談信仰不行公義 自由不會從天降

二ＯＯ八年，政府提出《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草案進行諮詢，多間專上學院的學生原計劃在澳門大學舉行「關你廿三事」討論會，最終「被取消」了。二ＯＯ九年，香港報章率先爆出澳門大學「遷校」橫琴後，該校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學生會的論壇更「被延期」，最終由「澳門大學遷校橫琴對澳大長遠發展影響論壇」易名為「『遷校‧橫琴‧發展』意見分享會」。
似乎在大學內再沒有公共討論空間之際，澳門大學基督徒團契推出「民主牆」，不少師生留下了反對立法和遷校的訊息。曾任澳大基督徒團契團長的方偉安不認為他們是逆潮流而動，只是希望提供平台讓師生自由表達意見，讓校方聽到真心話。雖然，團契未因「民主牆」而受壓，但他們都知道，有澳大學生因批評校方措施的言論出位而「被關心」，從而感到害怕，擔心學業和前途受到影響。
去年畢業於澳門大學心理系的葉思寧稱：「其實，我們做了(民主牆)是改變不了事實，就算有反對聲音，他(校方)都堅持會遷校，就算有反對聲音，廿三條都會立法。但是，不代表那是沒有效就不做。我覺得，我們做了可告訴公眾，其實是有反對聲音的，有人覺得那兩件事是不透明的，中間有一些可能是不公平的成份，可能被隱藏或「河蟹」了。」

葉思寧：為社會發聲重要
現任職澳門學生福音團契義務幹事的葉思寧認為：「基督徒團契是一個夢想的平台，讓其他大學生接觸多些時事和社會問題，開闊他們眼光。做freedomboard(民主牆)其實是很小的事，但是，可以告訴他們：為社會發聲是可以的。縱然，大學生的能力很微少，但是，畢業後已有這意念、信念植根在生命時，可能會在職場上發揮出來。」
二ＯＯ七年，一批教師加入十月一日遊行的行列，備受社會關注。葉思寧表示，部份發起的教師曾是澳大基督徒團契的團友，甚至是團長，他們為教育制度發聲，他們的訊息也不是負面的：「為教師打氣，為澳門打氣，從正面的方向為社會做點事。」

林穎斯：認同外地基督徒團體作法
現任澳門大學基督徒團契團長林穎斯認同外地基督徒團體的做法，當社會發生不公義的事件時，透過發出公開的聲明來回應：「正常應要有聲音回應社會，就算結果是達不到我們所追求的，至少我們可以讓更多人站在一起，可能可以震動社會，之後，我們追求的可能會得到政府的關注，我們可能會成功。」

方偉安：教會對社會關懷不夠
然而，方偉安坦言，在保守的澳門，教會對社會的關懷是不足夠的，面對很多大是大非都不會表態，只是呼籲教徒祈禱：「上帝既然讓你(教會)見到一件事，你會怎樣做呢？下一步就沒有了。」他期望，教會「緊貼時勢，走去社會較前的位置」。林穎斯指出，教會一直扶助弱勢人士，「其實，很多時都是治標不治本，因為，真要徹底改善問題，往往需要政策的配合。」

澳門教會關社程度不如香港

澳門大學天主教同學會會長吳芷敏認為，無論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學生應開始關心社會，而天主教大學生更應關注社會正義。在天主教同學會的聚會中，成員傾談熱門的時事議題，分享各自的觀感，最後以靈修的方式綜合。她表示，該會每年參加東亞大專會議，與其他四個地區的天主教大學生，探討社會議題。
天主教徒如何回應社會的不公義事件呢？吳芷敏稱，「身為一個大學生要參加回應，外間有很多不同手法。我覺得，身為一個天主教徒，最基本擁有的就是我們會去祈禱，……我們與其他同學有點不同，我們透過祈禱去希望天主回應我們的問題。」
同樣是天主教會，香港方面的關社程度相當高，那裡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更早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希望揭露社會的不公義問題，讓信徒和公眾對問題加深瞭解，從而為建設一個更合乎公義和仁愛的社會而努力。現時該委員會每週就社會事件作出評論，也對人權、政制、民生、福利等重大社會議題發表聲明。
澳門的天主教會適宜採用香港的關社方式嗎？吳芷敏稱：「很難說，始終香港整個體制與澳門不同，我們天主教又不是很大部份的族群，沒有說一定要用那一套，如果適合澳門的一套，就用那一套。」相對於以教會名義參與社會，她較認同個人參與。
吳芷敏坦言，曾聽過天主教的社會訓導，但接觸不深，也不十分清楚。「我相信，在天主教同學來說，他們會有自己的分辨，自己會分辨甚麼是對或錯，因為都是大學生。當然，我與你的看法也有不同，不會因為大家都是教友，就會有其中一樣是相同的。」
訪問天主教同學會後，記者發現一份天主教官方文件《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表明：「教會的社會訓導具有與倫理訓導同樣的尊嚴和權威，這是真正的訓導權威，信眾有責任遵從。……社會訓導是道德真理的光，啟發每一位基督信徒按自己的召叫和職務，作出合適的行動。」